四
    朱熹在考史辨伪方面，对中国左文献学的成就同样不容忽视。
    第一，对史书的辨伪。
    首先，从文体着眼。梁启超先生说：“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就知之。”（42）朱熹是个博大精深的学者，对各时代的文体都很了，解所以他的辨伪工作能从文体着眼。在谈论今古文《尚书》时，朱熹说：“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禹谟》、《说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文，以伏生书写文改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解不是。”（43）明确表示他对古文《尚书》的怀疑。他认为《尚书》从文体上看“不似西汉人文，西汉文粗豪；也不似东汉人文，东汉人文有骨肋；也不似东晋人文，东晋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读来却宛顺，是从《孔丛子》底人一手做。看《孔丛子》撰许多说话，极是陋。……看他文卑弱，说到后面，都无合杀。”（44）朱熹甚至从字义出现的先后推论出《尚书》有些篇章是在《国语》之后而作。如他说“《典谟》中百姓，只是说民，如‘罔咈百姓’之类，若是《国语》中说百姓，则多指百官族姓。”（45）显然，《国语》中“百姓”一词是古义，而《尚书·典谟》“百姓”一词乃后义，自然《典谟》成文后于《国语》。在朱熹看来，古文《尚书》可疑，《尚书》中很多篇章都是可疑的，他只是怕倒了经书，才没有对《尚书》作更深的追究。他曾教导他的学生说：“《书》中易晓处直易晓，其不可晓处且阙之。如《盘庚》之类，非特不可晓，便晓了，亦要何用。如《周诰》诸篇，周公不过是说周所以合代商之意，见他当时说话，其间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46）实际上，后人所疑《尚书》诸端，朱熹大都已先发现。又如辨《左传》，他从文势上看，认为“《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47）。言下之意，显然是春秋时的文字。
    其次，从义理着手。朱熹认为《左传》有很多不可信处，《如赵盾一事，分明如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后来三晋既得政，撰造掩覆，仅有不得而掩者。”（48）弑君当然是违反纲常伦理的，赵氏后人得政后，自然要给予掩饰，这就造成了历史记载的不真实。同时，也可看出《左传》成书的时间也应该在三家分晋之后，因为只有赵盾后人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有条件和可能对其前人不光彩的历史进行掩饰。又说：“《史书》亦疑当时不曾得删改脱稿，《高祖纪》记迎太公处称‘高祖’，此样处甚多，高帝末崩，安得高祖之号，《汉书》尽改之矣。”（49）古帝王死后称号，未死即称号，自然不合义理。这种明显错误，应该说象司马迁这样的伟大史家是不会犯的。所以，朱熹怀疑《史记》可能没有脱稿。
    此外，朱熹断言，凡是事情在后来发生而载之于古书者，此书自然也是后人文字。据此，他认为“《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50）作史的人不可能推算出几代以后的事情，显然是后人所为。还有，书名与内容不符合的，自然也有疑问，“如《酒诰》，却是戒饮酒，乃曰‘肇索车牛远服贾’，何也？”（51）显然，《尚书·酒诰》篇名与所载内容是相矛盾的，自然也就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各时代的风俗不尽相同，从中也能管窥出一些问题来，如《左传》载有“虞不腊矣”之文，朱熹说：“秦始有腊祭，而《左传》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52）自然，凡后人假托或添改的史书，细心考之，总是有“马脚”可见者，关键是留心。
    第二，对具体史实的考辨。
    首先，由疑史书之外的书籍兼疑及史实本身。《禹贡》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地理书籍，是后人研究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朱熹通过文献和实地调查，却指出《禹贡》有不少地方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他在《答程泰之》、《答董叔重》及《九江彭蠡辨》等文中（53），反复辨难《禹贡》之不可信。由疑《禹贡》开始，朱熹兼疑到大禹治水之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古代一个伟大而美丽的传说，又是一个为后人所尊信不疑的重要历史事件。朱熹认为，在《禹贡》中“尧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晓，胡安定说不可信。掘地注海之说，亦不知如何掘，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常疑恐只是治黄河费许多力。”（54）和
    其次，以原始的、权威性的资料考查史实。朱熹认为，考证文王之事，当以《诗经》《尚书》为重要依据。他根据这些资料考证出文王革商一事与后代史家的普遍说法是有悖的，他认为“后人把文王说得太恁地，却做一个道行看著，不做声，不做气，如此形容文王，都没情理。以《诗》、《书》考之，全不是如此”。在他看来，文王是早有革商之念的，不然的话，“只当商之季，七颠八倒，上下崩颓，忽于岐山下突出许多人，也是谁当得？”（55）他认为，关于文王之事，孟子是知道的，他没有把文王早有革商之心告诉世人，而是告诉当时列国之君文王是如何的“道行看著”，并不是孟子在欺骗列国之君，在朱熹看来，孟子的本意是要对列国之君“勉之以王道”。（56）是出于一种政治教化的需要，而非孟子不尊重史实，至少他的用意不在这里。又如孔子杀少正卯之事，权威资料应该是《论语》及《左传》。朱熹说““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57）朱熹这一论断已被后人证实。
    朱熹考史辨伪，不为成见定谳所羁。他遍疑诸经，遍考古史，在中国古文献学方面应占有一席之地。他在总结其一生考史辨伪经验时说，主要得益于两条：“一则以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58）实在是有感而发，令人深思和回味。
    除以上四个方面外，在朱熹的史学思想中，强调夷夏之防，提倡忠孝节义也是一贯到底的。过去人们把它作为封建糟粕加以全盘否定，实际上，在南宋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一思想无疑是有益于维系汉民族的人心，有益于南宋王朝的抗金斗争的，象文天祥、陆秀夫、黄宗羲等民族志士都曾受过朱熹这一思想的强烈熏陶。
    由于朱熹史学思想在宋理宗以后就被封建统治者以及正统史家所推崇，被奉为修史之圭泉，社会政治生活之准绳，影响中国史学达六、七百年之久，过去把这作为封建正统史学（或称官方史学）否定的过多，肯定的太少，自然失之偏颇。本文旨在对朱熹史学思想的积极方面有个基本评价，当然并不否认其固有的消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