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假设”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上面已经谈过，历史研究中应该加进可能与现实这对范畴，历史在某些关头存在着众多的可能性选择。我们要求历史学家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即从过去追随现实历史的行踪到对历史的超越，从对历史的叙述到对历史的评价。以往只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去分析产生如此历史事件的原因，去解释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现在则需要从可能的历史出发，从更宽广的视角上去分析历史的可选择性。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为例，我们惯于把历史人物分成“好”和“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坏的方面则归结为“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不叫历史评价，颇象生活中的“马后炮”。在历史研究中，区分可能与现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把可能的历史摒弃于我们的视野之外。
    （二）必须区分客观可能性和抽象可能性。我们假如重新安排一下地理环境和文化结构的话，那末人类将如何如何；假如我是拿破仑的话，那末人类又将如何如何；假如帝国主义的本质会改变的话，那末人类历史又将怎样。这种意义上的可能性就是抽象可能性。黑格尔也曾认为，抽象可能性实质上是不可能性。（11）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唐朝“一个家当”的故事。有个人拾到了一个鸡蛋，异常高兴。其妻惊异发问。他回答说，一个鸡蛋可孵一只鸡，一只鸡又可生下许多鸡蛋。蛋孵鸡，鸡生蛋，发财，买牛，置屋……这种抽象可能性即长远可能性，实现的希望很小很小。
    历史可能性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客观可能性。客观可能性要求判断的每一个层次不仅要合乎形式逻辑，而且要有客观的内在依据。对明清之际的历史进行这样的假设，我以为是科学的、可行的。如果李自成军不用关中-北京方略，而用江南-北京方略的话（这一点完全可以实现），那末，大顺军就可以占领北京，也就把握了全国政局，满清势力就可以拒之关外，嘉定十屠，扬州十日，断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就可以经过长足的发展，中西之间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这种可能性的确定，主要奠基在两点之上：第一，16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满清入关以后，明中叶以来新的因素（资本主义萌芽）又重新被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和小农经济所淹没。
    只有区分了客观可能性和抽象可能性，才能使科学和玄想区别开来，史学和文学区别开来，科学的假设和驰骋的遐想区别开来。本世纪30年代，斯魁尔（J·C·sqnire）主编的《假如我们的历史经过重写》一书，为包括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内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写成。其内容是关于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可能、发展方向的推测。立意是好的。如果运用、发挥得当，会对历史的可能性认识有所裨益。然而结果非常令人失望。邱吉尔假设：如果美国内战中李将军在葛的斯堡获胜的话，北方和平接受调解，1905年就可以组成一个“英语联合国”。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谅可阻止、避免。这就显然混淆了科学假设与虚无幻想之间的界限；也就是没有正确区分客观可能性和抽象可能性之间的界限。自然这本书便成了一部政治家和文学家的狂想曲。
    （三）必须认识到可能性是有限度的。有人认为任何因素都可以把历史引向另一个形态的历史观是非常危险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原理的。规律和必然性是不可回避的，整个历史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趋向发展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以什么因素作为参照系，象人的生、老、病、死是不可逃避的一样。这就叫客观规律。问题是人将怎样生活才算美好：或者是活到30岁、50岁还是100岁，或者是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是碌碌无为而虚度年华。以一年来看一年，这一年就是一年，以一千年来看一年，这一年就可以忽略不计。以全人类的历史来窥探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短时期的历史进程，眼中呈现的只不过是些简单的词组和符号。过去，我们常把每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符号放在既定的社会发展史这一框架上，年复一年地机械地反复运转，结果历史就显得呆板凝滞而无生气。中国的封建王朝，就是这样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到了400年左右大厦将倾之时，再能干的帝王丞相，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挽救不了那灭亡的命运的。
    历史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到了80年代，我国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可能性和可选择性的原理，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建国方略，建立科技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建设成就。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繁荣富强起来。这就充分说明，历史的可能性和可选择性是有其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四）对历史的可能性研究很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判断很容易受感情支配。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对现实历史不满意，对某些不该发生的历史事件发生了，或者该发生的却没有发生，而产生假设的动机。邱吉尔对美国内战前途的假设，主要导源于对李将军的崇拜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满。我们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可能性探求，主要是基于清兵入关把前封建的农奴制带入内地。出于对这些历史的不满意，而去选择其它可能性、更佳的可能性，应力求尽量客观一点，不要被感情所操纵。
    在历史假设中，只有一定的因素不变，而众多的因素在变，这就根本把握不住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假如我们的历史经过重写》一书中，韦伯对波斯人在马拉敦等战役中取胜的假设号称最具“客观可能性”的例证。他认为波斯如果在这些战役中取胜的话，那末，欧洲的历史将会全然不同。在必须肯定帝国的专制独裁和宗教统治象国内统治一下强加给希腊这点不变的前提下，这个假设方能成立。又如，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各种可能方案、最佳选择，如果过多考虑各种意外因素的话，那末，可能性研究就非常困难了。可见，对历史可能性研究必须排除那些不重要因素和意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同样，我们的假设也不能把线索拉得太远，否则，过多考虑的不重要因素和意外因素更多一些，其冒险性也就更大一些。“随着愈来愈多的因素在故事中的出现，那可供选择的各种道路出现的可能性也就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