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完备的传语记言制度、重视《语》书的文化传统和国别《语》的较早著定传世，构成了楚人整理《国语》、编纂《左传》的主观条件。逮至战国，楚人又获得了有利的客观可能性和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孔门后学和鲁国瞽史、乐师入楚；第二，吴起入楚；第三，赵、楚文化交流热线的建立。以孔子为核心聚集了一批好学深思、勤于切磋的学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殁后，其门下弟子和鲁国史官又对春秋史实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和搜集、整理工作。《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谓：“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此外，《太史公自序》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注：“左丘明，鲁太史”；又录有“《国语》二十一篇”，班注：“左丘明著”。今按，左丘明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搜集、整理了一部分国别《语》，而不是著定《左传》。左丘明可能是与孔门关系很深的一个鲁国瞽矇。“左丘”为复姓，“明”殆为其名或号，上古“明”、“矇”同音，且可反义相训，“明”者，“矇”也，失明也。因此，左丘明之“著”《国语》又绝当是口头传述，而不是著于竹帛。《史记·儒林列传》记孔门弟子中有“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陈在春秋末年被楚所灭，故“居陈”也就是“居楚”。又《礼书》记：“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张守节《正义》引《论语·微子》云：“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鲁哀公时，礼坏乐崩，人皆去也。”按春秋末际的形势来看，“适蔡”、“入于汉”均可说是流亡到了楚国。先秦时期瞽矇除了担任乐师、乐人外，通常还要兼记时语和故语，此因他们丧失了视觉功能后，在思考和听觉方面相应得到了补偿，长于审音和记诵。今《楚语上》左史倚相所谓“矇不失诵”与《周语上》邵穆公所谓“瞽献曲”即说明了瞽矇兼司二职。孔子的受业弟子和鲁国的乐师瞽人相继入楚，无疑便将他们各自诵记的一部分国别《语》尤其是《鲁语》也带到了楚国。后此数十年，卫人吴起又将他在曾申传述的基础上作了一番补充的《国语》带到了楚国。吴起奔楚前曾为魏将和西河守，故吴起所补当主要是晋史、魏氏先世的事迹以及对魏氏的颂赞之词。孔颖达《春秋左传序正义》引刘向《别录》曰：《左传》由“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别录》所记《左传》的传述人及其序次，是比较靠得住的说法。关于此点，笔者在它文中作有详论，兹不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别录》在《左传》传至楚人铎椒前皆用一“授”字，至铎椒便曰：“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这实际上透露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消息：在铎椒之前，《左传》（实则是部分国别《语》）皆是以口耳相授的方式进行传喻，至铎椒才开始著定于竹帛。《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仲尼弟子列传》：“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说苑·建本篇》：“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细玩这四条文字也可看出，在铎椒之前不论是解释《春秋》还是传述《国语》均为口传，而非书传。铎椒书名《抄撮》，表明铎椒并不是将吴期所授内容照录于竹帛，而是经过别择、裁取后才著于竹帛的。铎椒所做的便正是将《国语》加工、改铸成《左传》的工作。《汉书·艺文志》中未见有《抄撮》，即因《抄撮》原就是《左传》的异名。《十二诸侯年表序》记：“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汉志·春秋家》录有“《铎氏微》三篇。”旧以为《铎氏微》就是《抄撮》，而《铎氏微》又是《左传》的一个节录本，因而在铎椒之前《左传》即已成书。这实在是一个大误解。《抄撮》当是《左传》的初著本，铎椒著成后呈送楚威王，威王不能尽览，于是铎氏又精选出一部分有关成败的内容，编为《铎氏微》，再次呈览。这原本是不相矛盾的事情。铎椒在著定《左传》的过程中除以左丘明所述《国语》为主要裁取对象外，还补充了一些楚人所掌握的国别《语》和国别《春秋》。铎椒之时，随、蔡、陈、吴、越的故地尽入于楚境，其中，随、蔡、陈三国的《语》和《春秋》皆为楚人所获，吴、越二国的传语故闻也为楚国的史官所采录，故今《左传》所记上述五国的史实、言论基本上就是出自铎椒之手。铎椒著成《左传》的初本《抄撮》八卷后，将之授于后来成为赵相的虞卿。虞卿是战国时最有侠气的卿相，《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虞卿既以（魏相）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大概就在这一时期，虞卿将铎椒所授八卷本《抄撮》又进行了一番补充、加工，变成了自己的九卷本《抄撮》。虞卿所补当然主要也是三晋史实及赵氏先世的事迹。古今学者中均有人认为《左传》右晋左楚与吴起有关，其实，吴起先居魏袒晋，此后吴起入楚，起子期口授《国语》于楚人铎椒，铎椒著定《左传》时完全会采取右楚而左晋的相反笔法，为什么今《左传》仍以袒晋为主呢？其原因就在于赵相虞卿改著、充实《左传》时又采取了袒晋的笔法。今《左传》按国别论篇幅之长与记事之详，晋国均占第一位，楚国与鲁国则分别居于第二和第三位，便于鲁左丘明首先传述《国语》，魏将吴起增补《国语》，楚铎椒著定《左传》，赵相虞卿增补《左传》，这一传述线索及成编过程密切相关。当然，在诸传述人中铎椒所起的作用是至为关键的。《春秋事语·燕大夫章》记晋与北燕相战事，不见于《左传》，《左传》也未对燕国史迹作有其它记载，可见《左传》的最初著定者对燕史甚疏，即使见到几条有关燕国的传语，也不知其发生的时间，无法往《左传》中安插。这位对燕史茫然无知的《左传》著定者，除了与燕地悬隔数千里的楚人铎椒外，还能是谁？如果《左传》的最初著定者是齐人、晋人甚至是鲁人、卫人，那就或多或少会风闻一些燕国的史实及传说的。
    铎椒编纂《左传》剩下了一部分楚、晋、鲁、吴四国《语》，再加上楚人以后陆续编纂或伪造的《越语》、《郑语》，总共是六国《语》。这六国《语》可能未被虞卿带往赵国。虞卿在居赵和居魏两个时期，出于研习和改著、增补《左传》的需要，又收集了一部分《周语》和《晋语》。《晋书·束皙传》中记汲冢竹书中还有“《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后西王母。……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据此可见，魏国所藏周室典籍相当丰富。赵国也为三晋之一，所藏周室典籍恐怕不会少于魏国。不过，今《周语》上、中、下三篇是分作两批向外流传的，其中，中、下两篇的外流可能晚在虞卿当世，而非虞卿之前。《史记·周本纪》载：“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K1B402.jpg}狐。”《周语》中、下两篇当在周民东亡之际由史官携至了魏、赵二国，因而为虞卿所见。虞卿以后授《左传》于荀卿的同时，也将自己收集的这部分《周语》和《晋语》给予了后者。《荀卿列传》记：“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荀卿游齐之时，获得了齐国学者据《管子·小匡篇》改编成的《齐语》。战国诸子书皆属于广义的《语》书，若书中设有二位人物一问一答，那就是更合标准的《语》书了，《管子·小匡篇》即属于后者。将之改编成《齐语》，实在是很便利的事情。以后荀卿适楚，《齐语》和一部分《晋语》、《周语》也就随之传入了楚国。荀卿所带来的这些《语》书都是铎椒未曾见过的。今《齐语》记：齐桓公“遂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敢不来服。”内中“荆州”一名是战国后期的叫法，殆为《齐语》晚出之征。又，上引《齐语》明显含有对楚国扬武威、张挞伐的敌忾之气和“尊王攘夷”的色彩；《左传》记同一事未言齐师“踰方城”，《齐语》则大作夸饰，若是铎椒见到这些文字肯定会将之删除无遗的。《晋语》中也记有许多损楚的文字，如《晋语八》谓：“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象这类揭老底的文字，是楚人既不欲见也不欲传的。今《晋语》中内容重复的篇什较多，盖与铎椒原剩下了若干《晋语》，以后荀卿又带来了一部分《晋语》有关，两部分《晋语》加在一起，又未作别择、整理，自然会有重复的现象。今《晋语》篇数最多，也与此点有关。金毓黻先生谓：“今考《国语》，凡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凡二十一篇。晋语独多，必出于晋乘，《左传》多载晋事，亦以此故。”⑥金先生以《晋语》篇数多推论《国语》著者为晋人，即因未明今《晋语》的成编经过。由于《晋语》未经整理，故其史料价值较之其他国别《语》可以说还要高一些。又，《晋语》对列卿开始是尊称“夫子”，接之称“主”，最后便以“君”相称，这称谓的前后变化也与晋卿在春秋时期由轮流执政而各掌其政而僭比诸侯的权力演变轨迹是完全符合的。由此可见，《晋语》非由一人、一时纂辑而成，而是累世地诵记、著录和传授下来的。《周语》中同样也有损楚的文字。如《周语中》记富辰曰：“昔{K1B403.jpg}之亡也由仲任，……息由陈妫，邓由楚曼，……卢由荆妫，是皆外利离亲者也。”按韦注，陈妫指的是楚文王夫人息妫，楚曼即楚武王夫人邓曼，荆妫也是某楚王的夫人。在《左传》中邓曼、息妫均被描写成深明大义的楚王夫人，在《左传》的妇女群象中邓曼、息妫也是力压群芳、光采照人的两个形象。上引《周语中》这段刻毒地诋毁楚王夫人的文字，可以说比前引《齐语》、《晋语》还要令楚人深恶痛绝。今《周语》中、下两篇当是由周卿单氏家族著定并传出的。在这两篇中单襄公与单穆公的言论占了很大的篇幅。春秋后期，周室内争剧烈，王子朝与敬王争夺王位，子朝党有“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⑦，敬王党有刘文公和苌弘。单穆公早先是反对子朝的，并险些被宠爱子朝的景王所杀，在敬王与子朝两党纷争中他起先也是站在敬王一边。及王子朝偕其党羽奔楚，刘文公、苌弘以晋魏献子为外援执掌周政后，单穆公的立场便发生了转化，成为刘、苌的政敌。今《周语下》最后一章为“刘文公为苌弘欲城周”，“城周”的目的是为了备御子朝余党，因自力无法完成这项土木工程，便请求晋执政魏献子征役于诸侯。此事引起了单穆公的强烈不满。该章作者借卫彪傒之口诅咒说：“苌、刘其不殁乎？”最后并恨恨地记道：“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陆，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难，苌弘与之，晋人以为讨，二十八年，杀苌弘。及定王，刘氏亡。”只有恨深怨重的仇家和政敌才会离开正常的记言记事线索去一一交代三人分别旷隔十数年的死事。此外，据《左传》定公元年的记载，魏舒当是死于脑溢血或心肌梗塞，并不是“焚而死”。“焚”是先秦时期一般不用的最酷烈的刑法，该章作者显然又是用的诅咒的语言。仅据以上分析，可以断定《周语》中、下两篇是单氏家传、家著的《语》书。这两篇《周语》也不会传入魏国，但可能传入赵国为虞卿所见。今《周语上》没有单氏先世的言论，却记载了邵（召）公的言论和事迹，因而可能出自召氏的传述和著录。《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召氏之族与王子朝及其他子朝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语上》大概就在那时带入了楚国。今《周语上》主要收录的是讥诮、讽谏周穆王、厉王、宣王以及预见西周将亡的言论，这非常投合楚人的胃口。西周时楚国未受周室礼遇且屡遭南征之扰，楚人对这些事一直都耿耿于怀、愤愤不平。故楚人对《周语上》中的大部分篇什，既乐于见之，也乐于传之。《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右尹子革语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莸没于祇宫。”今《周语上》第一章便是“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子革言与该章所本虽不同，但讽谏穆王周游、征讨的义旨及对话人物均相一致，可证《周语上》确为楚人所喜闻乐见。又《楚辞·天问》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妖夫曳衒，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天问》所本是《周训》，而不是《周语》，但从讽刺对象和内容看，除多一昭王外，与《周语上》并没有差别。谨据文献推敲，《周语上》还存在着由郑子革或左史倚相在召氏之前携入楚国两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周语上》或是由周先传入郑，后传入楚，或是由周左史之后先携至卫，再携至晋，最后经倚相携入楚。《周语上》中未提到昭王南征事，盖因铎椒将之取出用在了《左传》僖公四年管仲与楚使的一段对话中。如准此说，那么铎椒著定《左传》时还依据、参考过一部分《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