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口头文学总体看来是从历来的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的传统内容逐渐发展而来,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土著口头文学也显示出向现代的现实生活过渡的倾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土著口头文学要比当代的土著书面文学具有更久远的文化渊源,因而也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18〕。 澳大利亚土著书面文学之父一般认为非戴维·尤奈朋(David Una-ipon)莫属。从1920年起他就写出了一些作品,其内容多为宗教信仰、道德说教之类,也有从各地随意取材的短篇小说。尤奈朋短篇小说的总题目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传说故事》(Legendary Tales of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此外还有几百页厚的基督传说、 宗教教化、寓言故事和文集注释。尤奈朋的所有作品都以手稿和打字稿的形式存放在米歇尔图书馆,其中有4本以小册子的形式于1929 年由土著友谊协会(the Aboriginal Friends‘ Association)出版, 这就是最早的土著书面文学作品。从30年代到40年代一些教会杂志逐渐发表了尤奈朋的部分作品,1951年又发表了尤奈朋的传记。 60年代初期,另外一位土著作家凯思·沃克(Kath Walker )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50年代到60年代,土著人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已经有了提高,到70年代和80年代,土著书面文学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和一定的成就。凯思的诗集《我们在前进》(We Are Going, 1963)和《黎明在即》(The Dawn Is At Hand, 1966)都是里程碑式作品。 后来她又发表了诗集和散文集《我的民族》(My People, 1981)。 可以说,作为土著文学的先驱者尤奈朋和凯思都为土著书面文学的先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 虽然土著书面文学直接由土著口头文学过渡而来,但是,不能否认西方文学对当代土著文学在形式和风格上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用英语写的土著文学作品其魅力就在于它的新奇性,而且所有土著作品都带有明显而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土著文学为当代澳大利亚白人展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土著人对待政府当局、性关系以及对土著身份的认识都与白人截然不同,而且澳洲土著文学带有鲜明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特征,抑或称之为第四世界的文学〔20〕。 尽管澳洲土著人几乎从未与美国印第安人或瑞典拉普兰人有过直接的接触,但是他们的诗歌却与北美印第安人和北欧拉普兰人的诗歌有许多相似之处,相反,澳洲土著人与澳洲白人的主体文学之间则相去甚远。 第一部上演的土著戏剧是凯温·吉伯特(Kevin Gibert)的《摘樱桃的人》(The Cherry Pickers, 1971)。此后,一些土著戏剧家如罗伯特·梅里特(Robert Merritt)、格里·博斯托克(GerryBostock)、伊瓦·约翰逊(Eva Johnson)和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 )都在国内外戏剧市场上巩固了土著戏剧的地位。博斯托克的《黑人来了》(Here Comes the Nigger, 1977)不仅于当年在悉尼上演, 之后又全文转载于著名的文学杂志(Meanjin )。梅里特的《卖饼的男人》(The Cake Man, 1978)除了在国内外巡回演出之外,还早在1977年就以简写的形式搬上了电视,澳大利亚1982年的世界戏剧节上还将此剧上演了两个星期。1984年伊瓦的剧作《Tinderella》,作为一部童话故事体的讽刺戏剧竟成了阿德莱德艺术节的热门节目。1986年在英国举行的世界戏剧节上,戴维斯的《茶中无糖》(No Sugar, 1986)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后来还搬上了银幕,并获得澳大利亚电影学院奖。1987年在堪培拉举行的第一届土著戏剧作家大会及作品展览会上,演出了5 部土著剧目,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21〕。 二 尽管如此,澳洲土著文化的整体水平与世界文化的总体水平相比还是落后了许多。尤其是书面文学出现的年代比世界其他文明民族的书面文学要晚若干个世纪。当然,若从广义文化概念来说更是如此。上述谈到的土著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以及文化与艺术的概况都说明了澳洲土著社会是一个古老而落后的部落社会。有人说“澳洲土著人是闯入现代世界的古代人”,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大不敬的意味,但是澳洲土著人文化的滞后现象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2〕。马克思的精辟论断一语破的地道出了澳洲土著文化滞后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说,澳洲的自然环境是影响其土著文化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类文化之初,外部自然条件对于人类进化的影响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不同的自然条件,先民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地广人稀的古澳洲处于赤道两侧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气候温暖、植被丰盛、动物繁多,仅靠狩猎采集的简单劳动方式就可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因此土著人不思农耕和放牧;由于气候温暖而毋须穿衣和住房便可生存,因此土著人不思纺织和建筑,就这样,土著人数万年来依然过着中石器时期的原始部落生活。即使1788年欧洲人入主澳洲以后,也仍然如此。 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在澳洲土著人身上表现的更明显。从内部环境来看,除气候条件和动、植物生态环境以外,还有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各文化群体间的地理距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则主要是某一文化体与异域文化体之间因地理距离而造成的隔绝或制约。显然,地域上的距离部分地、甚至全部地使两个相距遥远的人文群体在文化上存在着相对的隔绝性。如从澳洲大陆内部来看,1788年前的澳洲大陆土著人与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人由于一海之隔,不仅身体外表不同,就是在语言、生产方式和宗教观念方面都不相同。从大环境来看,澳洲大陆远离世界各个文明中心。例如,悉尼距中国上海8752公里;距苏伊士运河到伦敦的海上通道21000公里; 距檀香山到旧金山12320公里;距南美洲南端的彭塔雷纳斯10420 公里; 距南非开普墩11766公里。这样一来,在空中交通未开辟之前, 海上交通又极为落后的情况下,不用说古代澳洲,就是18世纪以前的澳洲文化都基本上被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了。澳洲虽然与亚洲距离较近,亚澳之间本有苏门达腊岛、爪哇岛等形成的大陆桥,按理说应当互有往来,但实际上两洲之间并无密切联系。反之,亚欧本是连体大陆,而亚非两洲则有苏伊士地峡相连,亚洲与南北美洲则以巴拿马地峡相连,如此,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几个大陆之间的往来则较为密切,只有澳洲被孤立于大洋中。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地理环境的隔绝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土著人的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尤其是“万物有灵说”和“生命轮回说”的宗教观念严重地束缚了土著人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的静态文化心理,这使他们数万年来牢牢固守着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因此不论生产水平和文明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大陆的居民。 1788年以前澳洲的各个土著部落一般都是以自给自足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原始部落社会。澳洲东西为4007 公里, 南北为3154公里,东部的山脉,中部或西部的大沙漠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地理阻隔,因此这使澳洲大陆的不同地域的土著部落之间也难以克服这种天然屏障而互相往来与交流,他们只习惯于各自固守在祖先流传下来的领地上繁衍生息。气候温暖和植被丰盛的自然条件限制了他们为求生存而拼搏发展的进取精神,他们千万年来形成的相对封闭和稳态的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而不思交流与发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环境,最终导致澳洲土著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中石器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虽然亚洲人可以通过澳洲与东南亚之间的大陆桥来到澳洲,历史上也曾有过记载,表明曾经有过人数不多的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的渔民来到澳洲北部沿海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带,但是他们与当地的土著人交往甚少。实际上外来者曾与土著人有过以物易物的交易,但土著人的原始公有制思想使之对自己地域内的动、植物不抱占有的观念,既然外来人可以自己动手采摘或捕获,显然,任何交易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必要性。 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土著人失去了改变文化传统的愿望,相互隔绝的外部环境也使土著人失去了对自身文化加以改进和提高的机遇。这一切导致土著文化竟然数万年来呈静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使土著人对自然有过于强烈的精神依赖,而且土著人把婚姻和生命力的繁衍都与土地与自然界密切相连,尤其对生命是精灵的再现等生死观都基本上表现为依赖自然、尊从自然和膜拜自然的原则,以及由于宗教的升华而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所有土著群体共有共存的生活原则,因而土著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共存的关系而不是改造和斗争的关系。故此,土著人对自然的过分崇拜和依赖使他们始终未能走出自然而达到高于自然和支配自然的阶段。 虽然,从狭义文化概念来看,土著人也产生了一些反映他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文学与艺术,但是澳洲土著人直到18世纪末期还不会制作陶器、还没有金属制品,更重要的是还没有文字,这些重要的因素都只能把土著文化定格在中石器时期的原始部落社会阶段。不过,19世纪以来土著文化有了较大的变化,如,出现了以罗马文字为标的土著文字,一些土著人开始溶入白人主流社会,因此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开始认同于澳大利亚白人等等,但是这种社会同化的过程必将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当然,谈到土著文化滞后的原因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欧洲殖民主义者对土著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环境的大肆掠夺和破坏以及对土著人所实行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因为上述原因曾经导致土著文化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澳洲被殖民化以后的若干年里,欧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强大影响把土著文化逐渐逼进社会的边沿地带而隐匿于澳洲的偏远内陆地域了。可是随着土著人的觉醒以及他们在教育水平上的提高,经历了时代的血与火的洗礼的土著文化必将在脱胎换骨的过程中走出历史的阴影,并在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文明和在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的濡染过程中得以新生和发展。 注释: 〔1〕〔2〕〔8〕〔10〕〔11〕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Australia ed. By Susan Bambrick, First Publishedin1994b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1, 63, 68, 69, 71. 〔3〕〔4〕《文化与人》P251,254 丁恒杰著; 时事出版社, 1994年出版。 〔5〕〔6〕〔15〕〔22〕《文化与社会》P341,339,178,339.雷蒙德·威廉斯著,吴松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7〕〔9〕〔14〕〔16〕《澳大利亚的历史》P4,5,9,25,28。郑演达,费佩君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2〕〔13〕《从孤独中走向世界》P6,67. 黄源深,陈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17〕〔18〕〔19〕〔20〕〔21 〕ThePenguinNewLiteraryHistory of AustraliabyGeneralEditorLaurieHergenhan, published in 1988 by Penguin Book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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