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二次大战后，尤其是从60年代起，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发展。这些变化从基本上改变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尤其是区域地理研究的性质，使人文地理由战前孤独地在内部自行演化，转变为战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并从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引进了一些新观念。此一转变大大地丰富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也相当程度地提高了其学术地位，基本上将人文地理学从以前侧重于区域描述，改变为现在的对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及人与地点或地方关系的诠释。本文试图就人文主义（humanism ）及后现代化主义（postmodernism）的兴起及其近年来对区域地理的影响，作一简单的陈述及分析。
    在人文地理的演变中，最有影响力者，首推在50年代末期兴起的计量革命。但从60年代末期开始，它逐渐地受到了来自地理学以外及产生于其内部的种种批判。可以说，由70年代早期开始，西方人文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的发展，皆衍生于对计量革命的不满。虽然计量革命对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数据处理及强调理论重要性三方面），然而它却在想要达到其自行设定的目标方面，颇令圈内及圈外人士失望，因其成果并不是很好。因此，有些曾对计量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 如TorstenHagerstrand，David Harvey，Gunnar Olsson及Allan Pred等，从60年代末以后，皆改弦更张，另谋新野；而一向对计量革命缺乏兴趣的学者，在计量革命白热化时期静观其变或噤若寒蝉后，也开始提出他们自己认为人文地理应走的道路。其结果是在最近30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可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使识者与不识者皆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1～3]。但如此多元化发展，一方面虽丰富了地理学的观念并强化了其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却也弱化了原本就不强的学科内部的凝聚力。
    2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发展之方向及其问题
    近30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已摆脱了以往描述性的治学方式而大力加强了其理论成份。可以说，计量革命主要的贡献并不在于其推广或强化了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在于其强调了研究地理问题时，应该以理论为主导及以发展理论和模式为其终极目标。计量革命不单是它能确切地将一些问题量化，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强调理论的先河。故它也是一种理论运动。在强化西方地理学方面，它功不可没。这一运动的哲学基础，是属于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或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范畴，它强调了唯有能通过公正客观的逻辑方法（特别强调了数学方法的使用）验证后的事实与结论，才能被认为是知识[4,5]。一切不能验证或通不过验证的东西， 包括形而上及唯心之物如宗教、美学、宇宙论及知识本体论等，皆不是知识。其追求目标，是高度抽象的宏观大理论及法则。而此派门徒在建造大理论时，是将复杂的事物加以大量简化，偏重事物内主要元素间的相互关系。其学术地位高低，取决于其通性大小：愈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愈好[6,7]。
    就其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发展而言，逻辑实证主义（当它与地理学相并讨论时，也有人将之称为地理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 ）”）假设了在地表上的事物以及人类活动，都是有序可循的及有一定规律的，故地理现象应是有空间规律或形态的。其门徒认为，地理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极为客观地、不渗入研究者个人感情及主观意志地将这些规律寻找出来[8]。很显然，这样的基调源于自然科学， 要求人文地理学去追求自然科学的目的，要把人文地理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及目标上画等号。
    必须承认，计量地理学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开发各类“定律性的”及“似定律性的”空间关系法则[9]。然回首顾之，到了60 年代末期，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埋首苦心经营之后，除了少数的理论以外（如中地学说、一些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序位律、重力模式等），理论成果可谓不彰[10]。而这些理论不是假设太不切实际，就是有其它的局限性（如有的是实用性差，有的只是经验规律而缺乏理论基础，而有的则过分地将复杂情况简化得远离事实了），应用起来有困难，令人失望。从70年代初期开始百家齐鸣，家家都批评了科学主义的地理学之失误，各门派皆来重新为人文地理学把脉，提出了各种观点。
    3人文主义的出现
    在70年代计量革命受到反弹的同时，西方人文地理界也相继受到了心理学、 结构主义及人文主义的影响， 而出现了行为主义地理（bahavioral geography）、马克思主义地理（Marxist geography ）及人文主义地理（humanistic geography）等学派[11～16]。而在80年代初，又有后现代化主义地理出现。
    人文主义地理不等于人文地理学。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枝，而后者一般是指除了自然地理及地理技术以外的地理学。人文主义则特别注重一切事物的诠释皆基于人的思想、感觉与经验，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是最早对计量地理理论基础发难者，对其批判始于60年代末期而于70年代加强了火力。其从者批判科学主义地理学在探讨问题及开发理论时，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所能发生的作用。同时，他们更点出了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计量运动，其对知识的定义及看法，有太强的排他性、垄断性及霸权心态。人文主义者认为单单注重规律的寻求而舍弃对独特性事物的探讨，是忽视了这个大千世界的绝大部分事物。
    人文主义地理认为世间的事物，并不是早就客观地存在着、在等待着学者们来发掘其规律与形态的，因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否及其存在状况，皆会因当事人的文化、背景、经历及主观意愿而异。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的，而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不同。就地理现象而言，这一观点强调了地球表面事物的异质性及独特性，而不强调其通性。当然，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也就没有兴趣去找寻什么通则。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地理的终极目标，不是要像科学那样来预测事件的后果，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其目的，乃是要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然就其研究成果而言，因人文主义地理学缺少成套的操作方法及观念可资传授及应用，除了少数学者外，研究成果也不多。故有人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充其量也不过是只达到了批评科学主义学派的境界[14]。
    4后现代化主义之出现
    后现代化主义在西方也是一个较新的哲学观点。自从Lyotard （1984）的书及Jameson（1984）的论文刊出后[17,18]，即引起了人文地理学家注意。然学者对它看法颇不一致。一些人对它的敌意甚强，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怀疑主义及它批判了所有的大理论，得罪了各阵营的人马。另一些人对它则持怀疑态度，因它的视野较之人文主义更为多元。但回过头来说，因后现代化主义强调事物皆有多元性，也可以说它也是一种大理论。
    后现代化主义的出现，可说起始于西方哲学家在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对“现代性”演变的诠释。它对用理性、逻辑及依靠所谓的客观事实及证据来说话的科学思维方式提出质疑，怀疑仅以科学的思维来论断事物，是否能让社会从历史传统及宗教的捆绑中解脱出来而取得较多的自由、博得较大的自主性，从而使社会变得较能令人满意。后现代化主义反对作高度概括性的、以偏盖全的、一概而论的、及意欲一网打尽的大言论。此种反传统的批判，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哲学家傅寇的贡献尤多[19]。他指出人类历史的更迭，并非是有规律性的。后现代化主义则是对多样化的、异质性的、权宜性的、非延续性的、随机变化性的及地方性的事物感兴趣。它反对传统权威及僵化的大思想框框，支持活泼的新生事物。它认为历史演变及社会机制与进程，在每个地方都是不相同的。它认为这个世界的结构并不是整齐有序的而是像一个多变的万花筒，它甚至认为世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没有所谓永恒的真理。它不接受内部组织合理完美而外观高雅华丽的大理论能够充分反映复杂的世事，因为理论建构物只是观察者个人创建出来的“代表性的真理”而已，并非就是真理，写出来的纸上世界也不见得就是唯一的世界，因景观的内涵会因人而异[20]。后现代化主义主张在探讨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小范围空间内的地方文化情况，它强调事物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情况下才能出现及存在，故观察者在探索问题时，应考虑到问题的特殊性，并学习能将欲探讨之事物予以“特定情况化（contextualize）”。
    后现代化主义对人文地理的影响，可说是始于1984年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纪木森（Frederic Jameson）在《新左评论（New LeftReview）》的一篇论文。在剖析社会及历史变迁时，他强力肯定了空间地位的重要性，认为在60年代以后的西方后现代化社会中，左右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心路历程及文化语言者，是种种的空间而非时间。从80年代起，地理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地探索地理学在社会理论应占的地位，并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借用了不少观念[21]。在1983年，更有一份地理学家主持的期刊问世--《环境与规划（D 部）：社会与空间（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此刊物至今仍然在地理理论的发展上，占有甚为重要的地位。同时，后现代化主义强调非传统、异样化事物[22,23]， 不但促进了地理学者对少数人群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族裔或族群研究，也打破了以往仅以男性观点为出发点的传统地理学，开创了强调女性观点及男女空间行为有差异性的性别研究及女性地理（feminist geography）的领域。后现代化主义的多元属性，最近也被用来诠释美国的后现代化的城市性，将洛杉矶近年来的多元化城市结构作为例证[24,25]， 向美国城市结构理论多年来一直以芝加哥为实证蓝本的传统挑战。
    按在南加州大学的后现代化地理学家翟尔教授[23]的看法，后现代化现象极为广泛，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及人的思维各方面。他认为后现代化主义地理可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它代表一种能看得见的新风格或方式。它反对在现代化主义审美观中常见的死板及严峻的形式主义，如反对用一式一色的大玻璃窗的高层办公楼的单调的建筑形态，赞同新旧建筑风格混合使用，即为最佳例证。第二，它是一种新与旧时代“激烈决裂”的象征，也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但这一新时期文化的特征，到底应累积到何种强度才能算得上已达到“决裂”的地步，则尚无定论。第三，后现代化可以被视为一种用来反抗现代化主义所强调的理性主义的一种方法。如前所说，后现代化主义哲学家不赞同大理论，不认为理论能够反映“实况”，反对任何有霸权心态及富排他性的学术观点，认为真理并无绝对的标准。它主张事件及观点皆非一成不变的，其存在是有条件性及不稳定性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才能产生的。但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化主义并没有任何统一性的理论，因而反对它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反权威及反理论的学术“拆台运动”。
    5新区域地理与“地方研究”之兴起
    在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之后，以往追寻大理论、定律、高度抽象的模式及将复杂的事物过分简化的许多地理学者也早已放弃了其自大心态而转变为较能兼容其它观点，展示了他们也能改变、也是有学术灵活性的。同时，人文主义及后现代化主义的影响力也相对增强，而在8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区域地理也逐渐抬头。新区域地理学与传统的区域地理学的差异较大。传统的区域地理学不注重理论及观念，其文字也较枯燥及缺乏可读性，因它主要是以静态的描述或以记流水帐的方式来登录一个地区的景物，鲜能刺激读者的思维。而它与新区域地理也有相似之处，即二者皆肯定区域的特性与异质性，也都不追求任何大理论。但新区域地理则甚为侧重人在区域性质的产生、延续与演变时所起的作用。其研究对象，至今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此类学者注意到了一地之时空及文化的特性，对资本主义在该地产生过程及影响，都起了些作用。
    区域地理在近年来有复苏的现象，但也有些争议[26]。新区域地理在80年代兴起，受4位西方学者影响较大。首先， 英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季登思[27]的“社会结构化”理论，对人文地理颇有影响[28]。季登思企图探索人的能耐或角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他认为此种关系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的地方。这就强调了地方在社会演变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地方研究的地位[29,30]。同时， 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教授[31]也极有说服力及清楚地阐明了地点或“地儿”（place ）与空间（space）之不同，指明了“地点”是含有丰富意义的， 因人们会对它产生感情，它也有其特性或“地点的身份特色”。它除了为人们提供生活空间外，也是人们价值观念及经验的汇集点。
    同时，着名的美国地理学家浦瑞德[32,33]也在80 年代阐明了“地点”的重要性，指出人与地的不可分性。在一个地点的人是能在该地起重大作用的主角，影响该地的情况，但他们也同时会受到外界的大环境（包括历史、社会、经济制度及主要文化取向）的支配，也会被动地受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及人际关系系统的影响。一个地点的人的行动、思想、经验及人们赋予该地的意义与价值，总是在不停地“变为”该地的一部分，它们的产生是地域的宏观及微观因素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地方情况对外界大环境反应的结果。
    英国女地理学家马瑟教授[34,35]也强调了“地点”的重要性。 她指明了每一个地方都有其当地历史遗留下来的独特性。新区域地理的任务，不是老式的地区描述，而应是探明及分辨出什么是当地特有的社会经济情况、什么是来自外部大环境而影响当地发展的力量，并探讨这两种宏观及微观力量间的相互关系。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地域分工问题时，她认为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她的主要观点是：要想了解某地工业的空间形态，必须要认识到该地社会经济的变化，尤其是当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力量。她认为一个地方的社会结构，是与该地的劳动力空间分工密不可分的。以此观点为基础，英国威尔斯大学地理学教授库克[36,37]于1984至1987年间展开了一系列的地方研究， 其总的目的是探索全国性及地方性的经济重构情况，看看中央与地方政策，对英国地方工业发展有何促进或限制作用，进而了解地方经济及社会重构的机制与进程。其结论支持了“地点”或“地方”的重要性，认为它在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空间不平衡现象及其延续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此一研究更指出了地点或地方不仅只对自上而下的力量起反应作用，它本身也有自变的力量。到了80年代，西方区域地理早已脱离了50年代以前的以描述为主的治学方式，转变为对特定地点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空间性质的剖析了[38～42]。此种转变，虽不能断言是后现代主义出现后的直接结果，但它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则是不容质疑的。它之能在西方人文地理界占一席之地，也反映了区域地理不再受人歧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