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平主义思潮
    欧洲联合的另一个文化渊源是和平主义思潮。整个欧洲历史就是一部不间断的战争编年史，但在这部编年史上，对和平的向往和呼吁也从未停止过。和平主义与欧洲统一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倡导欧洲统一的思想家们最直接的愿望也正是追求欧洲的和平。
    让-雅克·卢梭是近代第一位最重要的和平主义者和欧洲统一思想鼓吹者，之所以说他是第一位，是因为他并不只是像他以前的思想家（如17世纪初的秀利和18世纪初的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那样简单地提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设想或方案，而是从理论的高度对现存的政治体制作了深刻的批评，并对所倡导的设想进行了精辟的论证。卢梭的论述见于他的《论国家机制》一文和《论战争状态》未完成稿等著作中。卢梭声称，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统一的体系，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国际法，相似的文化、文学、贸易及由此种种而必然形成的力量均衡，但是欧洲却仍然战乱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欧洲人把自己组成民族实体，可这些实体之间却没有联合，因而处在残酷的自然状态，欧洲的和谐成了一句空话；人们认为主权君主绝对独立，赤裸裸的武力得以在臣民面前披上法律的外衣，在其他国家面前则又以“国家利益”的面目出现，这种改装了的武力在正义的名义下把世界变成了暴力的场所；人们聚集成各个实体本是为了避免个人与个人间的争斗，但这种争斗却被更惨的团体间的相互残杀取代；现存的国际法对这种事态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任何实施国际法的强制手段；国家间的条约也无多大作用，既由于除缔约方的意愿外没有其他任何保证条约的手段，又因为任何缔约方的要求永远不会真正满足，故一当环境变化，不承认有更高权威的缔约国就会重新投入新的战争；这种状态在君主制国家时代尤为真切，因为“国王及其大臣只关心两件事：向外扩张他们的权势，对内使政权更专制”。
    卢梭在为改变这种“永久动荡状态”提供解决方法时将他的“社会契约”理论运用到了国际层面上。“完善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力量和法律的联合”，在欧洲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应该“通过某种联邦政府的形式尽可能地把国家联合到一起，就象现在的国家把个人联合在一起一样”，从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世上之城，在其中，国家和民族也只是些个体而已”。卢梭设想的欧洲联合是某种联邦性的联合，比联邦国家稍松散些，但要比联盟更紧密；这种联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将不允许任何成员退出联盟，也禁止一切战争，但有一种战争除外，即由联盟本身同意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为了强迫统治者保持正义及和平的战争”，即所谓“强行实施和平”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倡议的欧洲联盟涉及了联盟干预成员国内政的思想，他提出联盟将“保证主权国家免遭不负责任的和不正义的权力凯觎者及臣民反叛的颠覆”；但同时他又坚持说：“君主得到保证须有先决条件，即臣民将保证不受暴君的压迫”。〔22〕很显然，卢梭的欧洲联盟思想含有浓郁的民主主义色彩，这与他关于内政问题的社会契约理论总框架密不可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而新大陆的联邦主义实践，反过来又影响了欧洲人的思维。在18世纪这个民主主义日益昌盛的时代，和平主义思潮和联邦主义逐渐融合，给欧洲一体化思想传统增添了新的活力。1830年，日内瓦和平协会成立， 在该协会召开于1849年的巴黎第三届万国和平大会上，大会主席、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宣布和平运动的中心目标就是促进欧洲统一。雨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一个响亮的名词：“欧罗巴合众国”，他用诗一般的语言预言：“炮弹和炸药将让位于投票；各民族将普遍使用表决权；一个伟大的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将行使其真正的仲裁，这个机构之于欧洲，就象英国国会之于英国、德意志联邦议会之于德国、法兰西制宪会议之于法国一样！……总有一天，两个巨大的共同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欧罗巴合众国--将跨越海洋携手共进。”〔23〕
    19世纪的欧洲和平主义运动沿着“欧洲合众国”的核心思维蓬勃发展，但欧洲的政治现实却是遵循一条几乎完全相反的道路，那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原则，这两条相互交融的原则发挥到极底的地步，终于在1914年把欧洲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这场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再一次憧憬和平的未来，刚结束的战争被普遍认为是“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24〕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和平主义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至1928年8月《非战公约》的签署到达顶峰。 一战后的和平主义运动再度推动欧洲一体化思维，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成功发起了《非战公约》之后又推出所谓的“白里安计划”，倡导欧洲联合。白里安的欧洲联合梦未能实现，但他在1930年5 月发出的《关于欧洲联盟的机构组织备忘录》中却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意义的想法。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建议中的联盟应是政府间的而非“民族间的”同盟纽带；联盟无论如何都将不影响各参加国的任何主权；联盟的目的将包括废止战争手段，以及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欧洲共同体内所有地区的人类生活水准”并达到“商品、资本和个人的流通的不断解放和系统简化”，这就需要对现存的“2 万公里关税壁垒”发起一场猛烈的进攻。〔25〕不难发现，白里安备忘录的上述要点，与27年后《罗马条约》的内容是何其相似。
    与和平主义者的意愿相反，欧洲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后又爆发了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思考如何根除战争，保证和平的问题。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呻吟的欧洲人必须对两个残酷的现实进行反省：一是各民族国家被纳粹德国逐一征服的事实，二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欧洲人普遍认识到，民族国家根本无法履行保护其公民生命财产并向公民提供福利的职责，因此，100 多年前卢梭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剖析及对欧洲联合的倡议此时便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引起广泛的共鸣。欧洲各地的抵抗运动战士都对未来欧洲的前景作了深切的思考。1941年6月， 几位著名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斗士在同盟的囚禁地文托泰内岛发表的宣言在欧洲抵抗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宣言声称：“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问题是彻底废除欧洲分裂成民族的国家的状态，不解决这一问题，任何进展都只能是表面文章而已。”根据文托泰内宣言，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成立“欧洲联邦运动”组织，号召建立一个由关心全欧洲人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改造而来的欧洲联邦。〔26〕“欧洲联邦运动”与各国抵抗组织进行广泛的接触，获得了相当大的声势，也对战后欧洲的和平主义浪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欧洲联合思想在战时欧洲各国政府的言行中也有所反映。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之一、日后的“欧洲之父”让·莫内在1943-1944年间几度向法国流亡政府提交报告，敦促自由法国注意战后欧洲统一的重要性。他写道：“欧洲各国如果只是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欧洲便无和平可言”；“欧洲的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组成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27〕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也多次谈论欧洲统一的思想，他曾幻想建立包括整个欧洲的大联盟。他声称：“只有通过斯拉夫、日耳曼、高卢和拉丁各民族之间的协作，才能恢复欧洲的安宁与和平……欧洲的统一--从冰岛到伊斯坦布尔，从直布罗陀到乌拉尔--可以通过各国人民的协作得到实现”。〔28〕但戴高乐随着对苏联不信任感的加深，把注意力逐渐从大欧洲联盟转向了建立西欧集团上，这个西欧集团的“动脉可能是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和莱因河”。〔29〕在英国政府内部，以丘吉尔首相为首的许多人也在谈论战后欧洲统一的设想，计划组建一个“欧洲西海岸同地中海主要国家的联盟……这一联盟将如此强大，地球上无任何国家敢于向它挑战”。〔30〕
    与以往的大规模战争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平主义运动是巨大的阻遏，但它们也激发了和平主义者更深刻反省欧洲国家体系的根本缺陷，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的年代，那种通过欧洲联合避免战争的思想在欧洲各国政府和民间都蔚然成风，一个“新欧洲”的形象呼之欲出，这股思潮，在战后成为推动欧洲走向统一的强劲动力。
    结语
    欧洲一体化有着深远的文化思想渊源，它植根于欧洲古典文明肥沃的温床里；经过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普世主义的熏陶，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愈益强化；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转变为独立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普世主义仍然能找到伸张的机会；欧洲的和平主义思潮，作为对普世主义的补充，在近现代欧洲的思想界始终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它促使欧洲人不断检讨民族国家体系的根本性缺陷，激励欧洲人探索建立新型的欧洲政治体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终于将那场几千年来的统一梦想逐步付诸了实践。
    注释：
    〔1〕转引自《未来世界格局--西方的预测》，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2〕亨利·奥斯本·泰勒：《中世纪的古典遗产》（Henry Osbom Taylo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the Middle Ages），纽约1923年版，第22页。
    〔3〕戴维·J·希尔：《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Ⅰ）avidJ. Hist, A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of Europe），第1卷，朗曼出版社1921年版，第2页。
    〔4〕路德维希·德希奥：《不稳定的均势》（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伦敦1963年版，第19页。
    〔5 〕弗兰克·马吉尔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古代中世纪卷·第3册》（Frank N.Magill ed., Great Events from History--Ancient and Medieval Series Ⅲ），塞勒姆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7页。
    〔6〕H·G·韦尔斯：《历史纲要》（H.G.Wells,The Outlineof History），第1卷，双日公司1971年版，第462页。
    〔7〕G·F·穆尔：《基督教会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134页。
    〔8〕C·J·H·海斯等：《世界史》（C.J.H.Hayes and others, World History），纽约1946年版，第220页。
    〔9〕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 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7-129页。
    〔10〕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Saint Thomas Aquinas, The Summa Theological），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8-531页。
    〔11〕海斯等：《世界史》，第322-323页。
    〔12〕〔13〕〔14〕〔意〕但丁：《论世界帝国》，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8、78-88、41-43页。
    〔15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Politics），纽约1977年版，第27-28页。
    〔16〕希尔：《欧洲国际进程中的外交史》，第2卷，第405 -408页。
    〔17〕〔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8〕〔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11页。
    〔19〕H·A·L·费希尔：《波拿巴主义》（H.A.L.Fisher, Bonapartism），牛津1914年版，第72页。
    〔20〕〔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上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46页。
    〔21〕《国际条约集（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332页。
    〔22〕卢梭的上述思想，参见F ·梅里安·斯塔维尔：《国际思想的发展》（F.Melian Stawell,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Thought），纽约和伦敦，第140-167页。
    〔23〕理查德·沃恩：《20 世纪的欧洲：通向统一之路》（Richard Vaugha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Paths to Unity）， 伦敦1979年版，第16页。
    〔24〕P·斯卡利奇：《欧洲议会》（Paula Scalingi, TheEuropean Parliament），威斯特波1980年版，第4页。
    〔25〕沃恩：《20世纪的欧洲：通向统一之路》，第31页。
    〔26〕〔美〕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页。
    〔27〕〔法〕让·莫内：《莫内回忆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11页。
    〔28〕〔29〕〔法〕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5、367页。
    〔30〕卢埃林·伍德沃德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Sir Llewellyn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PolicyintheSecond World War），伦敦1976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