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往后近一个半世纪， 独立与霸权的斗争构成了希腊城邦相互关系的主题。一方面，雅典、斯巴达以及底比斯凭借超强实力，相继起而争夺希腊霸权；另一方面，奉独立自由为圭臬的其他希腊城邦则针锋相对，缔结了一个又一个反霸同盟，屡屡粉碎霸权图谋。本文试从古希腊国际体系的分析入手，探寻希腊城邦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里，如何开展反霸同盟外交，维护城邦独立。
    一、古希腊国际体系
    作为城邦生存的外在环境，古希腊国际体系的状况与特色会对体系内城邦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着名学者K.J.霍尔斯蒂、亚当·沃森等均对古希腊国际体系作了精彩论述（注：霍尔斯蒂：《国际政治分析框架》（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k for Anal-ysis），新泽西洲恩格尔伍德--克列弗，第5版，1989年，第2章。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Adam Watson, TheEvolution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伦敦和纽约1992年版，第5章。）。
    古希腊世界以希腊本土（希腊半岛与爱琴海诸岛）为中心，包括东方希腊（小亚细亚沿岸希腊诸邦）与西方希腊（主要是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其中又以希腊半岛为最主要的外交舞台，希腊为首的几大城邦均位于此。城邦是希腊体系内最基本的政治单位，“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注：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页。）。小国寡民则成为城邦最显着的外部特征。然而城邦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如雅典、斯巴达的领土与人口规模就是一般城邦难望其项背的。
    在希腊各地的僭主政治大体消失后，城邦政体形式主要以斯巴达和雅典为典型的贵族寡头制和大众民主制两类。政体、意识形态的对立具有重要意义，常导致城邦的不和与敌意，而且城邦内部均存在相应的对立派别。在城邦内外危机时刻贵族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发生残酷竞争乃至招引外强军事干涉以扶植亲己政权的现象屡见不鲜，成为希腊体系的一大特色。
    虽然希腊人有着大体共同的语言、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以及密切的经济联系，邦际间也存在着战争与和平的各种规则，但希腊人心目中似乎并没有超乎城邦之上的“希腊国际社会”的概念（注：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第50页。）。城邦是最理想的社会组织，被誉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注：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6页。）。确保城邦独立与安全的观念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受到普遍狂热的、甚至偏狭的崇奉。的确，希腊人视为本邦的独立而战死无上光荣，而视“外邦人皆为潜在之敌，外族人皆为天然奴仆”（注：尼科尔森：《外交方式的演变》（Harold Nicolson, The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rd），伦敦卡斯尔历史丛书，1954 年版，第9 页。）。外来强权的干涉与控制均遭强烈反抗，而建立希腊霸权的图谋尤为人所深恶痛绝。历次霸权皆因受到全希腊范围的反霸势力的围攻而相继失败。弱小城邦敢于通过对抗而非投靠强大霸权者的方式赢得独立与安全，极典型地表明了希腊体系的反霸主义特色（注：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第51页。）。它深刻反映了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合法性观念。
    希腊人强烈的独立自由观念并不能阻止霸权的出现，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在于希腊体系的结构方面。同其他一切国际体系一样，希腊体系的权势结构也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的演化。城邦社会形成之初权势高度分散的状况逐渐改变，“某些城邦具有比其他城邦更优越的自然条件，更广泛的利益与活动，因此获得更多的权势和威望”（注：霍尔斯蒂：《国际政治分析框架》，第56页。）。至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 底比斯、科林斯、雅典等城邦已与锲入希腊体系的波斯帝国一道，成为体系的支配性力量。具有超群实力的国家难以抗拒霸权的强烈诱惑而纷纷踏上夺取希腊霸权的不归路。于是希腊城邦围绕霸权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外交与战争。
    二、“希腊同盟”与希波战争
    首次觊觎希腊霸权宝座的是“蛮族”波斯。公元前6世纪末， 波斯已征服希腊半岛北方的色雷斯与马其顿，伺机深入希腊腹地。希腊为首几大城邦之间的严重不和恰给波斯以可乘之机。于是在公元前5 世纪初，波斯王大流士即准备武装入侵，“进攻的目标是整个希腊”（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83页。）。
    波斯的严重威胁首先鼓励了长期交恶的斯巴达与雅典两大城邦的和解，议决结束彼此间一切不和与战争，派使前往阿哥斯、克里特、科西拉以及叙拉古，“希望全体希腊血统的民族结成一体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奋斗”（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83页。）。翌年春，各邦再会于科林斯地峡， 名为“希腊同盟”的组织完全成型。以各邦代表参加的同盟大会为其行政机关，统一负责同盟的军事、外交、经济、立法以及宗教事务。同盟以实力最强的斯巴达、雅典与科林斯三邦为中坚，先后有三十一个城邦参加，其调度的兵力最多是有四万重装步兵、七万轻装步兵以及近四百艘三列桨战舰（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AHistory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4～226页。）。
    在同盟大会期间，波斯五十万大军已向希腊进发。事实说明，种族庞杂的波斯军远非少而精的希腊军的对手。波斯虽在当年的温泉关战役中获胜，但很快就在萨拉米斯湾以及来年的普拉提亚、密卡尔战役中一败涂地。波斯已无力争夺霸权，而且在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又称提洛同盟，公元前378年组建）的咄咄攻势下， 最终丧失了在小亚细亚沿岸的统治权。
    三、斯巴达同盟与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波战争使雅典得以建立起“雅典帝国”，掌握爱琴海霸权。国力已跃居希腊之首的雅典独霸之心日炽，不满于与陆上强国斯巴达共掌希腊“联合霸权”，视斯巴达及其同盟为雅典扩张的最大障碍，推行赤裸裸的侵略扩张政策。在公元前461～454年间控制了麦加拉、彼奥提亚，降服了阿吉那，严重打击了科林斯、埃彼道鲁斯等。但雅典未能巩固成果，雅典的蛮横侵略已激起全面反抗。至公元前466年， 彼奥提亚和麦加拉重挫雅典，返回斯巴达同盟，恢复元气的斯巴达率盟军大举入侵阿提卡，同盟国优卑亚暴动。公元前466年冬， 内外交困的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同盟订立了三十年和约。雅典放弃在伯罗奔尼撒所占之地盘，双方承诺互不侵犯，争端提交仲裁。这样，斯巴达同盟恢复了抗衡雅典的实力地位，遏制了雅典扩张势头（注：阿德科克与莫斯利：《古代希腊的外交》（Sir Frank Adcock,D. J. Mosley, DiplomacyinAncient Greece），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1975年版，第37～38页。）。
    但雅典扩张远未停住。为增强在被科林斯及其殖民地控制的爱奥尼亚海域的势力，公元前433年， 雅典介入科林斯与科西拉因争夺共同殖民地伊庇丹努发生的战争，公然给予后者以防守同盟和舰队支援，导致科林斯的军事失败。不久，雅典又颁布“麦加拉法令”，严禁麦加拉商船进入雅典及其帝国的港湾，还对正为科林斯策反的同盟城市波提狄亚提出最后通牒并迅速进行军事镇压。科林斯立即伙同麦加拉等盟国以及阿吉那派使向斯巴达控诉雅典的野蛮侵略。斯巴达见雅典已控制了希腊的大部分，“恐怕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决定通过战争，消灭雅典势力，瓦解雅典帝国。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亦赞成开仗，督促盟邦尽快作好战争准备（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6～62页。）。
    公元前431年春，底比斯进攻雅典盟友普拉提亚，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此时，斯巴达同盟已具备强大阵容，同盟的陆军远强于对手，盟主斯巴达更拥有希腊最精锐的重装步兵。同盟还派专使出访中立国以及波斯等非希腊国家，以求得援助和同盟（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1～86页。）。
    此次战争的残酷性远超希波战争，因而在公元前422 年夏末的安菲玻利战役后，损失巨大的斯巴达与雅典均愿和谈。斯巴达除欲收回被俘的斯巴达公民外，更因宿敌阿哥斯拒绝续签将于来年期满的与斯巴达订立的三十年和约，担心伯罗奔尼撒盟邦会倒向阿哥斯一边，而斯巴达是不可能同时与雅典和阿哥斯作战的。斯巴达急于取得雅典的和解与合作以便巩固同盟，对抗阿哥斯。翌年春，斯巴达率盟邦与雅典签订了“尼西阿斯和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释放战俘，归还失地。条约最后一条还规定，若斯巴达和雅典双方同意，可修改条约。据此，斯巴达不久又与雅典签订了五十年同盟条约，相约一致对敌，不单独媾和（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0～111页。）。
    但斯巴达的初衷全部落空。科林斯、彼奥提亚、麦加拉以及伊利斯拒签和约。科林斯更是主动帮助实行民主政治的阿哥斯组建成包括曼提尼亚、伊利斯两个民主制城邦以及科林斯、色雷斯的卡尔西斯的阿哥斯同盟。彼奥提亚与麦加拉不信任阿哥斯民主政治，提基亚不愿得罪斯巴达，均未加入。在斯巴达同盟分裂之际，斯巴达与雅典的同盟又已岌岌可危，斯巴达拒绝以武力胁迫盟邦归还雅典失地，引起雅典日益强烈的不满（注：哈蒙德：《至公元前322年的希腊史》（N.G.L.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