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在有着丰厚史学传统的古代中国，有关外国史地的记载在历史着作中屡见不鲜。而且其地理范围遍及亚非欧。但是，中国真正放眼世界，进而把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活动纳入史学研究体系，则缘于近代中国对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明的应战。尽管先觉者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等在鸦片战争前后编着了《四洲志》（1839年编写但未能出版）、《海国图志》（1842年）、《海国四说》（1846）和《瀛寰志略》（1848年）等一系列介绍世界史地和现状的图书，然而当以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在撰写多卷本的世界通史的着作时，清朝的士大夫和知识界竟还有相当多人不相信“地球之说”，对西方文明有着种种近乎荒诞的认识。清朝末期少数刚起步的近代外交人员和留学生们担当起外国史介绍的主要任务，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游记性着作还成为后来世界史研究中的珍贵史料。
    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萌芽阶段，有关世界史的介绍和研究首先受到了来自教育的推动。清末开始效仿西方建立近代教育体系，1901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就规定高小的历史课都要做到“知古今世界之变迁”。辛亥革命后，外国史在大学和中学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确立，于是编订教材成为当务之急。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变迁，使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民众对了解外国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的需求有着较大的增长。而大约从1915年左右开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出路问题的论战，较多地涉及了中外历史的比较问题，参与论战者一般需要较好的世界史功底。诸如传教、教会教育、留学生等形式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世界史学科发展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该时期外国史课程在中学初高中阶段都有设置。在大学的历史系，西洋通史属必修课程，并开设断代史、国别史和专门史。通常远不止文科学生选修这些课程。而且就某种程度来说，当时有些课程的档次相当可观。如雷海宗在30年代清华大学讲授史学名着时选用《西方的没落》为基本教材，40年代讲授西洋文化史时选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节本。应该说，通过教学在这一时期一定范围内普及了外国史知识。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成果着重体现在一些着作中，教材在其中较为显着。虽然大学课程中大部分使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教材，中学的教材则是大学教材的缩编，但仍有些较有影响的教材在其中熠熠生辉。王绳祖参阅数百种西文着作写成的《欧洲近代史》（1935年）是该时期断代史教材中的佳作。1949年出版的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堪称为解放前通史着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在该着作中就强调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各地区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而并非国别史之总和，同时反对欧洲中心论史观。这些十分有创建性的意见在解放后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名家撰写中学世界史教材是这一阶段特色，如陈衡哲的《西洋史》（1926年）、杨人楩的《高中外国史》（上、下册，1931、1934年）和何炳松的《外国史》等。何炳松着作中的中古部分辟出篇幅给南亚、东南亚和日本朝鲜的古代史。细数起来，世界史的着作在数量上也不能说少。李泰棻的多卷本《西洋大历史》（1918年）、曹绍濂的《西洋古代史》（1934年）、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论》（1940年）、何鲁鲁的《希腊史》（1934年）、王文彝的《罗马兴亡史》、楼彦邦的《不列颠自治领》（1944年）、张忠绂的《英日同盟》（1931年）、沈炼之的《法国大革命史讲话》（1941年）等等都是较有质量的世界史着作，覆盖了从史前、上古、中古到近代的整个阶段，国别史和专门史的着作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田农编撰的《西洋史表解》（1933年）也是一部颇见功力的世界史工具书。各类翻译着作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限于篇幅，列举从略。
    1949年以后，中国的学术界也随政治、社会的变迁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世界史学科在这半世纪里初步建立了学科体系，在人文科学体系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为学术荒漠阶段；1976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为复苏和大踏步发展阶段。
    中国世界史的学科体制在50年代初首先在高等学校中建立起来。当时效仿苏联的教学模式，改西洋史为世界史。历史系课程中的世界史份额大大增加，除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通史以外，区域国别史、各种专题史的课程也纷纷开设，有的大学在本科阶段就设立世界史专业。不少大学还设有各种世界史方面的研究所或研究室。在“文革”开始前，部分高校已培养出若干批世界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1978年以后，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学位制度，自行培养出一大批历史学的硕士和博士，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各种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史学科的全国性研究会等，到1989年已达15个，拥有会员数千人。上海、江苏和湖北等省市还设有世界史学会。专门的世界史刊物也在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出版、如《世界历史》（1978年一）、《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1993年）、《世界历史译丛》（1979-1980年）、《外国史知识》（1981--1986年）、《史学理论》（1987--1989年）等，综合性的史学和社科杂志，以及高校学报、各学会的会刊或通讯等都是世界史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50年代，世界史学界的对外交流对象主要是苏联，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史学界的交往是世界史学科萌芽以来的最频繁、最广泛、最深入的时期，而且有的学者已与国际同行进行世界水平的平等对话。中等教育中的世界史教学仍是世界史普及工作的主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学科中的指导地位在“文革”前得到了确立，科研工作渐次展开。周一良、吴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通史着作。尽管只写到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没能彻底摆脱苏联世界通史体系的影响，但该着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构系统严谨，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水平。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由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组成的断代史，以及地区国别史、国际共运史鼎立的世界史基础研究格局。研究的地区已大大超越了西洋史的范围。对亚非拉地区的现实关注也在世界史领域中得到了体现。该阶段过分强调学习苏联，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现象，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而忽视其差异性，对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等与历史学紧密相关学科的忽视，以及资料的严重不足造成了“文革”前的世界史研究只能属于奠定基础阶段。“文革”期间是学术研究受到严酷摧残时期，正常的研究全线中断。但依旧有学者在相当艰难的情况下，为思考民族的出路，为学术的薪火相传抱着信念坚定地作一些世界史的学术工作。
    近二十年来，随着对外学术交往的正常进行，历史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历史人口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文化史学、家庭史、妇女史等在西方史学中颇有影响的流派和分支纷纷得到引进，为世界史研究格局的突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是在该时期对我国世界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国外史学流派之一。当然，远不止是年鉴学派一家对我国世界史学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来自西方的影响汇合已有的研究基础，世界史的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很难用恰当的术语把这些领域概括出来。其中，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是对这些领域极其粗略的归纳。在经济史领域，并不是把经济单纯地作为政治变革的基础进行论证，而是在现代化理论和一系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经济本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特别是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考察。在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中，曾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忽视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其历史发展。思想文化史的崛起不能不提到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的影响与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不少历史学者醉心于人类伟大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研究集中于各宗教、民族文化的特性及其在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作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潮。传统的研究中政治史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就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本身一直鲜有问津。近些年就政治制度史、政治现代化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这类对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的溢出中，无一例外，都有着跨学科的背景。借鉴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是本学科发展中所必需之环节。不过，在有的研究中过度的边缘化趋势难免有些远离史学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