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南非人民终于推翻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一个由多种族代表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于1994年5月诞生。纳尔逊·曼德拉庄严宣布就任南非第一届民主政府总统。本文拟从已公布的有关史料中对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力图说明：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与南非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基于民族意识或情感的理论纲领或思想观念，它包含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忠诚热爱的情感，对其共同命运的信念及对共同未来的希望。虽然马克思曾对黑格尔将民族主义看作一种独立力量的观点进行过批判，列宁亦不赞成强化民族主义的做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各历史事件的意义，谁将其置于具体发展阶段的框架中才能正确认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对种族隔离制的任务赋予南非黑人民族主义以进步的内核，决定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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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拉出身于科萨族滕布人贵族家庭，其父任大酋长的重要顾问。他从小即受到黑人民族主义的熏陶。〔1〕他曾满怀激情地回忆：在孩童时代，村里老人经常给孩子们讲述白人到来之前的美好时光。“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在国王和长老们的民主统治下，在这个国家自由往来。……我们拥有土地、森林和河流，我们建立并管理自己的政府，我们控制着自己的军队，组织自己的贸易和商业。”〔2〕同时，老人还给孩子们讲起祖辈们为保卫自己国土而奋战的故事，如祖鲁人丁干和班巴塔，科萨人欣查和马卡纳，以及北部的塞库库尼等人反抗白人入侵时的英勇斗争。这些人的姓名“被整个非洲民族作为骄傲和光荣而传颂着”〔3〕。
    父亲逝世后，滕布人大酋长荣欣塔巴成了曼德拉的监护人。他有意地让曼德拉列席各种会议或案件审判。这样，曼德拉熟悉了自己社区的管理程序，也清楚了每个成年人的责任义务。审案过程的起诉、辩护、盘问和判决以及会议上人民和小酋长的尖锐指责和批评，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印象。〔4〕后来在法庭辩护时他自豪地宣称：“在这样的社会中包含着革命民主制度的种子。在其中，没有人会被置于奴隶和农奴的地位，也没有贫穷、困苦和不安全感。这些，一直鼓舞着我和我的同事们进行政治斗争。”〔5〕可以说，对前殖民主义时期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对抗击白人入侵的非洲民族英雄的缅怀和青年时代对社区事务的亲自参与在曼德拉的心灵里播下了南非民族主义思想的种子。
    1938年，曼德拉来到黑尔堡大学学习。黑尔堡大学为苏格兰传教士于1916年所建，是非洲招收黑人学生的第一所大学。〔6〕当时传教士办学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传播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传授实用的基本知识。〔7〕然而，正是这些教育设施和办学活动，造就了一大批非洲民族主义者。他们中间有贾巴伍（全非大会主席）和约翰·杜贝、塞姆、苏玛、坦博和曼德拉几位非国大主席，还有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罗伯特·索布克韦和黑人觉悟运动领导人斯蒂夫·比科。
    在黑尔堡大学，纳尔逊·曼德拉进一步受到黑人民族主义的感染。他在家乡已产生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朦胧意识在学校里较浓厚的政治空气培育下开始逐渐萌发出来。人类学教授马修斯对政府社会政策直言不讳的抨击和贾巴伍教授对科萨人历史的渊博学识使他大开眼界。除了一般的课堂学习和文体活动外，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讲演、辩论，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对事务的看法。他与其他同学一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丘吉尔的演说，期待二战结束和英国获胜。由于他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很快就成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后因组织学生的抗议活动而被校方停学。短短三年的大学生活，不仅锻炼了曼德拉的组织能力，丰富了他的社会经验，而且使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奥立弗·坦博即是其中之一。〔8〕这对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曼德拉在沃尔特·西苏鲁的介绍下于1944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9〕正式投身于黑人解放运动。此时的非国大主席是苏玛博士，他奉行的温和稳健的策略路线引起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在此期间，西苏鲁、坦博、索布克韦、曼德拉等人经常会面，一起讨论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现状，但更经常的话题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途问题。他们认为以苏玛博士为首的领导层不是完全的民族主义者，难以代表南非黑人利益；非国大支持“土着代表委员会”〔10〕，对白人政府过于迁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更好地改造非国大，这批青年民族主义者决定成立青年联盟，以非国大隶属组织的形式开展工作。〔11〕此时对曼德拉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安东·M·伦比德。伦比德是一位祖鲁族农业工人的儿子，他提出的非洲主义哲学鼓舞了整整一代黑人民族主义者。曼德拉说，“从我一听到伦比德说话起，我就知道我看见了一位用独特的和令人吃惊的方式思维的有魄力的人物。”〔12〕伦比德的非洲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非洲人深受种族歧视的心理创伤，必须重整信心。非洲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教会非洲人不要自惭形秽。非洲人有自然赋予的力量、高贵和创造性，有自己光荣的过去，决不应为那种低人一等的陋见教条束缚。“非洲人必须为我们过去伟大英雄的光荣业绩树立丰碑以资纪念。”〔13〕第二，非洲是黑人的国土，只有他们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从远古时代起，非洲人即在此生育繁衍。第三，非洲人必将成为一个民族，“民族团结的基础是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感情，那种作为非洲人的感情--而不管何种部落联系、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经济阶级”〔14〕。他认为，所有非洲人应放弃各自的部落主义，皈依民族主义，而这种非洲民族主义就是非洲主义，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的一个更高层次”〔15〕。
    伦比德强调非洲人必须自立自强。他指出，要生存，求发展，非洲人民必须彻底丢掉那种低人一等的心理综合症。“我们必须坚信，我们决不比地球上的其它种族低级，非洲和我们自己融为一体，我们肩负着团结和解放非洲的神圣使命，使她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她应得的光荣地位。我们必须发扬种族荣誉感。”〔16〕从整体而言，非洲民族主义的一个显着特征是泛非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有两个特性：种族性和大陆性。种族性指民族主义在表达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对整个黑人种族的认同；大陆性则表现在主张整个非洲大陆的统一。伦比德的非洲主义亦无例外。他既提到要振作种族自尊心，又鼓吹统一非洲的使命。他可以说是40年代南非黑人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这在曼德拉参与起草的青年联盟的两个早期文件中看得出来。
    1943年的非国大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成立非国大青年联盟。1944年复活节，在约翰内斯堡艾洛夫街的班图人社会中心，青年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分析南非问题的症结时指出：白人与黑人的接触导致了互相冲突，“这严重阻碍了南非民族形成的进程”。白人以优越的军事技术和组织技能夺走了黑人长期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了他们寻求独立命运和自由生活的一切安全保障。然而，非洲人并未接受这一命运的摆布，他们拒绝接受非洲人是一个被征服的种族因而必须被灭绝这种理论。为了自治，非洲人将不惜任何代价。宣言提出了非洲青年的信念、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目的、青年联盟的性质以及三年内的工作计划，并庄严宣告：要通过非国大建立一个坚强的民族团结阵线，这将是非洲人战胜压迫的最大保证，“非洲的事业必将胜利”。尽管曼德拉在这批青年人中阅历最少，但他对白人和共产党的警惕与其他非洲主义者一样。因而，宣言也提到，青年联盟可以借助外来的思想，但它反对将外来思想全盘照搬到非洲。〔17〕1948年，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书记。这一年，青年联盟全国执委会提出的基本政策文件更注重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理论阐述。与成立宣言一样，它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一文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它将非洲民族主义的两股潮流加以区别。一种以马库斯·加维“非洲人的非洲”为口号，主张将欧洲人赶下海去，这是一种极端的过激革命的民族主义。青年联盟主张的则是温和的非洲人民主义，即非洲主义。青年联盟认识到南非的实际情况，认识到不同种族集团将在南非存在下去。“但我们坚持种族间的和平和进步的条件是放弃白人统治。”“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赢得民族自由。”
    第二，文件对南非的四个种族集团分别进行了分析。非洲人是南非最大的集团，“他们是非洲民主运动的关键”。在这一运动中，非洲民族主义的信条是唯一能为黑人群众提供自信和能量的动力。对印度人的分析基本上是消极的，“只要他们不破坏和阻碍我们的解放斗争，我们不应将他们看作侵略者和敌人，有色人与非洲人不同，虽然他们亦遭受压迫，但其程度有别于非洲人”。“他们应该组成一个有色人民族组织来领导为有色人争取民族自主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文件将欧洲人分为两类，并指出一小部分欧洲人热爱公正谴责种族压迫，但对整个集团的看法是否定的。“非洲人在政治斗争中如果期望欧洲人的鼓励或帮助，这只能是浪费时间和背叛自己的力量。”〔18〕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同时由于非洲主义的鲜明立场吸引了大部分黑人民族主义者，青年联盟终于在1949年赢得了非国大的领导权。在代表大会上，莫罗卡被青年联盟推选为非国大主席，苏玛博士落选。青年联盟领导人沃尔特·西苏鲁当选为非国大秘书长。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并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一纲领以争取“民族自主”为目标，致力于从白人统治下获得自主并达到政治上的独立。“这意味着不接受分治、隔离、受托人地位或白人领导权等概念。”〔19〕作为青年联盟的领导人，曼德拉不仅在思想上深受非洲主义的影响，在行动上亦有所体现。在讨论青年联盟的指导思想时，奥立弗·坦博认为“非洲主义”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形式，主张用“民族主义”一词更适合。这既可为白人留下一条路，也可使深受基督教精神影响的黑人易于接受。他认为在黑人中间，力争为白人所接受的愿望与剥夺其特权的要求一样强烈。而曼德拉与伦比德等人则反对这一主张。他们认为，自由派白人由于害怕黑人的反抗，多年来一直鼓吹温和行动，从而大大妨碍了有效的黑人反抗力量的增长。而这种期望为白人接受的想法大大削弱了黑人的决心，使他们易受温和派影响。只有坚持非洲主义，才能唤醒黑人的自尊，恢复对过去的骄傲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们坚持非洲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提倡多种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其领导权必将旁落至其他种族手中，这只会削弱非洲黑人的力量。〔20〕2
    从1952年到1964年可谓是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他看到了黑人与其他种族合作的必要性。
    为了反对政府的种族隔离法令，非国大与印度人大会通过酝酿，决定于1952年6月26日联合发动一场蔑视运动。这是非国大斗争策略的重要转折点，它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暴力抵抗和与其他种族的联合。被挑选的自愿人员采取非暴力行动，有意违反各项种族主义法令，自愿走进监狱。玛丽·本森是这样描述蔑视运动的：“在响应号召的10，000名志愿者中，8，500多人不顾警察暴行的威吓，不顾雇主的开除，也不顾大量报纸和电台的恶意宣传，自愿走进监狱。有些教师过去很少参加活动，也丢掉职业参加反抗。联合国受到激励，开始讨论种族隔离问题，世界舆论对非白人的反压迫运动予以前所未有的认真关注。甚至南非政府也不谈‘白人统治’而开始谈起‘班图斯坦’和班图人自治问题来了。非国大的威信提高了。”〔21〕在这场运动中，曼德拉担任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与印度人大会书记卡恰利亚一起，出色地组织了这场被称为“惊人的胜利”的反抗运动。同时，他也认识到，要取得黑人解放运动的胜利，只有联合其他受压迫种族才有可能。但他对白人仍持怀疑态度。
    曼德拉充分认识到蔑视运动的重大意义，认为它鼓舞了南非人民，使之成为了一支有战斗性的毫不妥协的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全面进攻”〔22〕。由于曼德拉等领导人被当局实行软禁，蔑视运动难以持续，遂于年底结束。通过这场运动，曼德拉已成为非国大着名的黑人领袖，被当选为非国大德兰士瓦省主席和全国副主席，协助新当选的非国大主席阿尔伯特·卢图利开展工作。针对政府采取的新的镇压措施，曼德拉认识到最紧迫的任务是巩固胜利、保存组织，“为重新发起进攻积聚我们的力量”。为了适应新形势，曼德拉提出了M--计划（或称曼德拉计划），对非国大组织工作进行改造，要求加强基层支部和党小组的组建工作。〔23〕这是曼德拉对非国大组织建设的重大贡献。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在成功合作后积极进行组织整顿工作。与此同时，南非有色人大会和白人的民主人士大会相继成立，多种族合作的局面开始形成。这时，刚从美国执教归来的非国大思想领袖马修斯教授建议立即成立国民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要代表本国的全体人民，不分种族的肤色”，并为未来的民主南非草拟出一部自由宪章。这无疑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建议。〔24〕非国大开始联络其它民主政党以建立“人民代表大会”。非国大的目标很明确，“不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来统治南非，而是所有的非洲人将全力参与（对南非的）所有权及其管理”〔25〕。1985年6月25日至26日，南非人民大会正式召开。这是非国大联合印度人大会、有色人大会、（白人）民主人士大会和南非工会召开的五方会议，是南非第一次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盛会。四个种族的代表欢聚一堂，共商大计。
    大会通过了非国大起草修改的《自由宪章》。宪章声明：“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黑人和白人。除非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任何政府都不能正当地享有权利。”除了提出很多具体的民主要求外，宪章对民族问题格外重视，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给予一切民族集团以充分的平等权利，“一切民族集团应受法律保护，不使其种族和民族自尊受到侮辱”〔26〕。然而，也正是这种“一切民族”的提法，导致了非国大的分裂。忠于伦比德的非洲主义者认为，非国大的领导人已被白人收买，放弃了非洲人的斗争目标。“这些领导人认为南非和南非的财富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人们，即恪属于外国霸占者和本土剥夺者，外国强盗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他们对外国主人及其土着奴隶、白人剥削者和本土的被压迫者一视同仁。”〔27〕最后，虽经曼德拉一再劝阻，这些非洲主义者仍由索布克韦率领退出非国大，在1959年成立泛非主义者大会。曼德拉则被他们归于所谓“宪章派”。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曼德拉从一个坚定的“非洲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愿意与所有其他种族合作共同建立新南非的“宪章派”呢？从根本上说，实际斗争的经验使他改变了对印度人和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看法。在早期，曼德拉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否定的。他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法律时被认为是“强烈反共的”〔28〕。曼德拉的反共态度导致他和非国大某些成员曾提议将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此提议遭到大部分成员的否决。〔29〕1950年，南非政府公布“镇压共产主义法案”，授权司法部长可任意逮捕任何他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受两位共产党员的邀请，西苏鲁决定组织非国大的成员参加5月1日举行的反对这一位法案的示威活动。曼德拉极力反对，并设法阻止这次行动。虽然示威活动遭到白人政府的镇压，但共产党人的组织才能和献身精神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1952年的蔑视运动实际上是借鉴了1946一1949年印度人的非暴力运动的经验而发起的。在运动中，曼德拉从卡恰利亚等印度人大会领导人身上更进一步认识到受压迫种族合作的必要性。然而，他对白人的偏见并未改变。从1952年6月的蔑视运动到1955年6月《自由宪章》的通过，此间发生的三件事促使曼德拉逐渐改变了他对白人的态度。
    1953年初，卢图利酋长与马修斯教授等一些非国大执委会的高层领导人被一些筹备成立自由党的白人邀请开会。当他们拒绝向其他执委会成员透露会谈详情时，曼德拉提出异议，指责他们被白人“威慑住”，“对白人伙伴比对自己的非洲同志更为珍视”。此举遭到卢图利和马修斯的强烈反驳。马修斯气愤地批评曼德拉对白人毫无所知，卢图利更是以辞职来表示抗议。曼德拉最后只好赔礼道歉。此事促使他反省自己的看法。〔31〕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以曼德拉从事与律师身份不符的活动向最高法院提出要将他从律师中除名。当此事披露后，他收到各种信件，表示愿意为他帮忙，一些非常有名的阿非里卡人律师亦自告奋勇，很多人自己就是国民党成员。最后，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并由另一位律师事务所的着名律师威廉·阿隆森协助，一起为曼德拉辩护。俩人都是白人，俩人均免费为他服务。最后，法官驳回了德兰士瓦法律协会的请求，声明曼德拉有权利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斗争。〔32〕此事对曼德拉震动很大。他认识到，在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应该充分团结白人。
    第三件事则是群众对他的教育。为了起草《自由宪章》，民族行动委员会向各项政治派别和个人发出了咨询建议信，要求各方提出自己对未来南非的看法。回信十分踊跃，建议切实中肯。绝大部分都认识到南非的现实，主张黑人与白人和平共处，“我们称南非人为黑人和白人”，曼德拉深有感触地说，“一般人的建议往往比领袖们的看行更远。”这对他教育很大。〔33〕同时，一些白人共产党员（如他的法律老师和辩护律师布莱姆·费希尔）为黑人解放事业而斗争的献身精神亦使他深受感动。这种种因素使他逐渐改变了对白人的成见。非国大被禁后，曼德拉组建了“民族之矛”，作为非国大的武装力量。与非国大不同，民族之矛接纳各种族的人，而共产党员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还可反映在他两次在法庭所作的长篇辩护词中。他坚持自己反对白人至上和白人统治的南非宪法和政权，但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憎恶种族主义。因为我认为它是野蛮的东西，不论它来自一个黑人或一个白人。”同时他也提出了对“非洲人”一词新的解释：“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无论他们皮肤的颜色，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被视为非洲人。”这与1948年青年联盟的政策文件中对“非洲人”的限定相比，显然大大前进了一步。同时，他指出：“鼓励我们的理想是实现一个民主共和国。在那样的共和国里，所有的南非人都享有人权，而无丝毫歧视；非洲人与非非洲人将能和平相处，有共同的国籍和对这个国家的忠诚。”〔34〕在这里，曼德拉虽然提出了“非洲人”的新概念，但他并未强求，而是提供了两种选择。
    在1964年的叛国案审判中，曼德拉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利用法庭供述的机会，一方面强调政府已剥夺了非洲人的所有反抗手段，致使“除暴力之外，非洲人民没有其它手段取得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又对暴力将引起的后果表示担忧。他担心暴力反抗将导致种族对抗和国家分裂。同时，他详细阐述了非国大与共产党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和南非共产党的合作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共产党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同时亦因为共产党人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最后，他阐明自己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我与白人统治进行了斗争，也反对黑人控制。我珍视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去实现它。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35〕尽管曼德拉在此后25年里被剥夺了向人民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但他对南非民族主义的信仰和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70年代的黑人觉悟运动和80年代又一次兴起的黑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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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的铁窗岁月不仅磨炼了曼德拉的意志，亦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充实。如果说，从青年联盟到1964年的叛国罪审判，他已从一个激进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变成一个非国大的政治领袖；那么，铁窗生涯则进一步将他磨炼成南非无可争议的黑人领袖。同时，他也开始学会从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非国大一个政党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正如一位难友玛拉哈吉指出的，任何黑人组织，只要是为了黑人的自由解放和结束民族压迫而战，不管他们的政见如何不同，策略如何相异，但凡谈到南非的未来，没有不提到曼德拉的。〔36〕他的思想和威望也成了未来南非的希望。
    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的黑人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当局强行推行阿非里卡语的教学，警察向年幼的学生开枪，引发了持续一年多的反对种族隔离制的黑人暴动。〔37〕运动波及160多个黑人城镇，从1976年6月到1977年10月间，死亡人数至少达700人左右。〔38〕暴动发生后，曼德拉立即从监狱发出呼吁，号召南非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来！继续战斗！在统一群众运动的铁砧和武装斗争的铁锤之间将种族隔离制和白人少数种族主义统治击得粉碎！”在这封充满激情的信中，他将民族团结和种族合作的思想表达得更为具体。他指出，种族隔离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罪恶、残暴和非人道。所有的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全都反对这一制度。”群众暴动已说明了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尽管有粉饰门面与花言巧语，种族隔离制已无法容忍。他进一步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团结。任何分裂黑人，劝诱黑人和唆使一个黑人集团去反对另一个黑人集团的努力必须坚决挫败。”我们注意到，他的“黑人”概念是包括有色人和印度人的。他也没有忘记与白人民主派的联合。“我们的人民──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和民主派白人必须团结成一座统一群众行动的巨大坚实的反抗长城。”〔39〕很明显，曼德拉已充分认识到在未来斗争中团结一切力量的重要性。在接受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律教授塞缪尔·戴希对他的狱中采访时，曼德拉提出了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南非的起码条件：一个没有黑人家园的统一国家，中央议会的非种族选举和一人一票。他反复强调，南非的白人与非洲其它地方的白人不同，“南非白人属于这里。这里是他们的家。我们希望他们住在这里和我们分享权力。”〔40〕这样，他不仅赋予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意义，同时亦为南非民族主义思想充实了新的内容。此后，他6次拒绝了博塔总统关于有条件释放的试探，〔41〕坚持原则，反复强调黑人解放运动团结的重要性。
    曼德拉逐渐从非国大的领袖变为整个南非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这还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在罗本岛监狱，直至1979年，对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亦实行种族隔离制。他们的伙食、囚服乃至囚帽均不相同。从入狱那天起，曼德拉始终以所有政治犯（包括有色人和印度人）的代表和发言人的身份与监狱当局抗争。他在1969年4月22日代表“在岛上和其它监狱的同事”提交给司法部长的信是一典型的例子。在信中，他要求当局给予黑人政治犯与白人政治犯一样的待遇，或是予以释放，或是减免刑期。〔42〕他还经常代表罗本岛的政治犯要求改善监狱条件，为此曾多次受到监狱长官的威胁。〔43〕其次，从70年代初期以后被关进罗本岛监狱的青年一代很自然地将曼德拉看作是自己的领袖。他们中有1973年后参加“黑人觉悟运动”〔44〕而被捕的青年学生，亦有索韦托暴动以后被关进来的青年激进分子。他们敬仰曼德拉，崇拜曼德拉。当他们一进监狱大门，首先询问的是曼德拉的情况。曼德拉亦关心他们的成长，后来在监狱里专为他们实行了一个教育计划。他不仅将自己在国际上所获的奖金（如印度政府向他颁发的“尼赫鲁奖”）用于此计划，还广泛发动狱外的朋友募捐。〔45〕同时，监狱各派政治力量都将他看作南非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而80年代从南非发起继而扩至世界的“释放曼德拉”运动更说明他已成为南非黑人民族解放事业的象征。
    在曼德拉与南非司法部长及其他有关官员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秘密会谈后，博塔决定于1989年7月5日邀请曼德拉到官邸会谈。为了使博塔更明确非国大的谈判立场，曼德拉准备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曼德拉批驳了政府为谈判设置的三个前提条件，即非国大放弃武力、与南非共产党断绝关系和放弃多数统治的要求，详细阐述了非国大的政治主张。他日益认识到消除南非白人对多数统治恐惧心理的重要性，要求政府和非国大在谈判中须重视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在一个统一国家实行多数统治的要求；第二，白人对这一要求的关注和多数统治不意味黑人对白人施加统治的结构保证。〔46〕在与博塔会见时，曼德拉甚至表示，黑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可以看作是“一场不同肤色的兄弟之间的斗争”〔47〕。此时的曼德拉已开始考虑政治解决的前景。他希望看到一个统一而非分裂的南非，他希望看到黑人摆脱白人少数政权的统治而当家作主，同时他亦希望白人将与黑人并肩参与国家管理。可以看到，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的包容性已愈来愈广泛。
    曼德拉获释后，立即投入到建立新南非的斗争。“当我从监狱走出的时候，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成为我的使命。”〔48〕形势发展已十分明显，历史将要把他推到新南非领导人的职位。他深深懂得，与政府的谈判固然重要，但民心则是关键。不论是电视讲话或记者采访，还是群众集会或外交场合，他始终把黑人的要求与白人的担忧并列，强调非国大必须注意两方面的问题。在获释那天，他即在开普敦市政厅的群众集会上重申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反对白人统治，亦反对黑人统治。〔49〕为解决黑人内部的分歧和冲突，他奔走于纳塔尔等地，呼吁黑人群众加强团结，实现和平。在德班的一次群众集会中，他动情地说：“我给你们中间参加了兄弟争斗的那些人的信息是：拿起你的枪、刀和大砍刀来，将它们扔到海里去。关闭那些死亡工厂。现在就结束战争！”他发出号召，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单一的民族。“我们新的民族将包括黑人和白人，祖鲁人和阿非里卡人，以及说其它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们。”“要达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派别活动和地方主义。”〔50〕同时，他亦十分重视团结南非白人，力争获得他们的支持。他反复强调非国大必须竭尽全力消除白人对黑人统治的恐惧，尽管这一恐惧毫无根据。〔51〕他赞扬白人主教科伦索和他的女儿们在反对种族隔离制斗争中所作的贡献；〔52〕他也抨击白人右翼保守党领导人特鲁尼赫特离间非国大与广大白人的阴谋。很多南非白人消除偏见，加入非国大，他欣喜地指出：“这个国家的很多白人正在加入非国大，因为他们已认识到非国大的政策是我国种族之间和平与和谐的保证。我们呼吁白人反对右翼势力分化我们人民的一切努力。我们要使我们的南非白人兄弟姊妹们放心，我们的政策没有什么值得害怕。”〔53〕然而，使他殚精竭虑的问题是如何团结白人反对派。由于这些人均有枪支武器，如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变成一支极危险的破坏力量。为了培养白人反对派的民族主义感情，他开始使用一个特别的词汇来呼他们：同胞（Compatriots）。在对欧洲议会的演讲中，他指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白人同胞中很多还不能接受白人少数统治制度必须完结，他们中很多人都有武器。”在对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制特别委员会的讲话中，他又提到这一问题，“我们白人同胞中很多人还致力于维持白人少数统治这一罪恶制度，有些人是因为种族主义思想作怪，还有些则是对多数人民主统治的恐惧。这些人中有些有武器并在军队和警察中任职。”在对美国参众两院的讲话中，他在提到南非贫富不均的问题时再次使用此词，指出，“我们的白人同胞的富裕和为了达到富裕而有意扭曲经济的做法”加剧了这种贫富悬殊。在英国工业同盟会议上，他重申了白人反对派的问题，“我们白人同胞中很多人反对民主变化”，因而必须正视困难。〔54〕将“同胞”一词用于白人反对派，不能不说是曼德拉独具匠心的创造。这既表现了他宽阔的政治家胸襟，也标志着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
    这无疑为曼德拉扫清谈判道路上的障碍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进一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南非白人的理解，使他在民主选举中当选为南非第一届民族团结政府的总统。他当选后，仍不忘记对整个南非民族主义感情和意识的培养。他在1994年6月接受英国《独立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在今后5年里，他的主要任务是转变所有南非人的思想，使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特性、对南非民族的忠诚和统一南非的意识。当然，要消除种族隔离制留下的痕迹、建立一个新的南非民族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经历了形成、成熟和充实三个阶段。这一演变过程有两次飞跃：从非洲主义即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转变到吸收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的非洲民族主义；从仅容纳黑人的非洲民族主义转变到吸收所有南非人（包括白人）的南非民族主义。这些转变一方面与南非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关，同时亦与曼德拉本人政治地位的变化相联系：从一个年青激进的知识分子变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从非国大领袖变为南非民族主义领袖，最后从在野的政治领袖变为执政的民族国家领导人。从根本上说，曼德拉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而非着书立说的理论家。然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为理解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和建设一个统一南非民族的事业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注释：
    〔1〕〔4〕〔8〕〔12〕〔24〕〔31〕〔32〕〔33〕〔40〕〔47〕〔48〕N.Mandela，Long Walk to Freedom，Boston，1994， pp3-12.pp18-22.pp37-45,pp84，pp148；pp137-138,PP141-142，pp149-150,PP452-453,pp480,PP544。
    〔2〕〔17〕〔18〕〔19〕〔36〕〔39〕〔41〕〔42〕〔43〕N.Mandela，The Struggleis My Life，London，1986，p235，p11-28，p26，pp28-30,p217，pp190-192，p195,pp184-189,Pp215-217,pp224-228。
    〔3〕〔5〕〔34〕《曼德拉1962年法庭辩护》，参见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1988年，社科文献出版社，附一，1988年，第131页；第132页；第122，132，136页。
    〔6〕A.H.Sparks，The Mind of South Africa，New York，1991，p196。其它招收黑人学生的南非学校有拉乌代尔中学、希尔德敦中学、亚当斯学院、圣彼得学校、基纳顿学校等。
    〔7〕LeoKuper，An African Bourgeoisie，New Haven1965，pp148-8。
    〔9〕在《斗争是我的生命》的附录“自传笔记”中，曼德拉写明是1944年加入非国大。但在他的《自传》中，曼德拉没有写明加入非国大的时间，却提到他参加了1943年去拜会非国大主席苏玛的青年代表团。
    〔10〕这是1936年建立的只有咨询权而没有立法权的土着议会，1946年自行解散，1951年正式取消。
    〔11〕〔20〕〔30〕Heidi Holland，The Struggle：A History of the Afircan NationaCongress，New York，1989，P53-61，P63，PP71--72。
    〔13〕〔14〕Lembede，“Some basic principles of African Nationalism，”T.G.Karis ＆ G.M.Carter，FromProtest to Challenge，Stanford，1973，pp314-316，p317-318。
    〔15〕〔16〕Gail M.Gerhart,Black Power in South Africa：The Evolution of anIdeology，Berkeley,1978，p61，p62。
    〔21〕〔28〕Mary Benson，South Africa：The Struggle for a Birthright，London，1985，p159，p95。
    〔22〕《自由之路无坦途》，参见杨立华：前引书，附一，第109页。
    〔23〕Tom Lodge，Black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since 1945，Longman，1983，pp75-76；Mandela，LongWalk to Freedom，pp126-127。
    〔25〕Albert Luthuli，Let My People Go，London，1962，p82。
    〔26〕〔46〕〔49〕〔50〕〔52〕〔53〕Greg McCartan，Nelson Mandela：Speeches1990，New York，1990，pp67-71，p9-18，p23，p31-34，p33，p44。
    〔27〕理查德·吉布逊：《非洲解放运动：当代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1页。
    〔29〕〔35〕《我准备献出生命：1964年的法庭供述》，参见杨立华：前引书，附一，第160页；第145-153、158-163、167-168页。
    〔37〕V.Gorodnov，Soweto，Moscow，1988，PP160-195。
    〔38〕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49-250页。
    〔44〕Donald Woods，Beko，New York，pp36-40，p155-162。
    〔45〕安妮·本杰明编：《我的心与他同在--温妮·曼德拉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60-161页；杨立华：前引书，第86-88页。
    〔51〕〔54〕E.S.Reddy，Nelson Mandela：Selected Speeches since His Release，New Delhi，1990，p17，p72、80、85、94。文中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