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有新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地区国别史长久以来的研究基础。而新课题的研究一般都限定于某一地区和国家。一些地区和国别的通史纷纷问世，杨人楩的《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组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陆庭恩与艾周昌主编的《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孙成木等主编的《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刘建明与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丁建弘与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宋家珩的《枫叶的国度》（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郑寅达与费佩君的《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区域和国别的断代史着作限于篇幅列举从略）。在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90年代有若干套世界断代史和通史在编写过程中，有的通史的编写规模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预计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还将陆续问世。
    二、上古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进展
    1.人类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70年代末开始，我国学者就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史前史着作，如吴汝康的《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的《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上册1979年出版，下册1981年出版）、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80年代初，一些人就人类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劳动的创造作用，还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602页）他们强调生物进化规律在人类形成中的作用，怀疑劳动创造人的命题；认为人类形成只能到生物进化的一般规律中寻找，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是根据拉马克的学说，而拉马克的学说已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所否定（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复旦学报》1981年第1、第5期也有这方面文章）。
    1994年，龚缨晏在该年第2 期的《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上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人作为一种动物，也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如果用劳动这种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产生，把人类看成受超自然规律的支配，实际上是否定了现代科学。针对一些人的诘难，他进而指出，他的文章并不着眼于前人说过什么，而是“根据现代科学的成果我们应当改变哪些旧观念”（《让我们脚踏实地地迈向新世纪--直立行走及我们的学术》，《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另一方面的重要进展是对巴霍芬、摩尔根史前社会组织模式理论的修正。童恩正指出，摩尔根的历史观是“技术决定论的”（《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任寅虎认为摩尔根、恩格斯的有关论着在史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古代婚姻家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汪宁生也指出：世界各较原始的民族中实行母系的只占15%左右，且多半发生在农业社会，在狩猎、采集或游牧民族中很少见，易洛魁人在与欧洲人接触前也不是母系制（《易洛魁人的今昔--兼谈母系氏族社会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2.城邦问题
    什么是城邦，它有什么特征，它是早期国家的普遍形式还是某些地区的特有产物，城邦的政体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这些是讨论城邦时的基本问题。
    二战以来，苏联和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希腊、罗马的城邦某种意义上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存在过。1979年出版的《世界上古史纲》论证了城邦普遍性的假说，这是“打有国产印记的城邦普遍说”（郭小凌：《实事求是，锐意探索--十年世界上古史研究论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
    此后，《世界上古史纲》的作者不断充实自己的观点。林志纯先后发表《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认为中国存在过类似古代希腊、 罗马那样的城邦。1989年，日知（林志纯）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可看成是该派观点的集大成之作。
    不少人对以上观点提出异议。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城邦在古代史上并非普遍规律，并非必经阶段，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和民族未曾有过城邦；把希腊、罗马城邦普遍化，会造成新的“欧洲中心说”（见左文华、陈隆波、孙道天的文章，分别发表于《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 《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
    3.古代雅典（希腊）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形成原因的争论，50年代即已开始，主要分歧是：民主政治是来自氏族制度的残余因素，还是这种氏族残余彻底消灭的结果。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进展主要是：
    （一）指出雅典的工商业虽相对说来较为发达但工商业始终没有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它们的发展决不是决定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希腊城邦社会也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见廖学盛、启良、郭小凌、李韵琴、黄洋的文章，分别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5期、 《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二）着重从雅典或古希腊人特定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特点说明其民主政治的原因。 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廖学盛的《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这个问题。
    4.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这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争论也最为激烈的问题。它从讨论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时的思想开始，扩展到东西方古代社会性质、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差异性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
    20年代末和30年代，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及称为托派的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曾就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951年，童书业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文史哲》1951年第4期），揭开了第二次论战的序幕，接着日知、 吴泽、王亚南、杨向奎、田昌五等都加入了讨论。
    “文革”结束后，学者们掀起了第三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开始时争论集中于两个老问题，即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及马克思晚年是否放弃了这个概念。当然，各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了。根据蒋大椿的概括，学者们先后提出了11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主要有原始社会说，原始氏族制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混合形态说，东方型奴隶社会说，东方型封建社会说，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混合形态说等（《四十年来历史理论研究述略》，《史学理论》1989年第4 期）。
    实际上，除非发现新的史料，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他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个提法，已很难搞清楚。80年代后期以来，争论已更多地转向社会形态、东方社会性质、东方的现代化道路等问题上来。与此相适应，放弃五阶段论，主张东西方文明异多于同的人也日益增多。
    要进一步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可以参看以下论述：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60、500-504页）；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1、124-130页）；前引姜义华主编书（第52-65页）；庞卓恒、张书学、朱政惠等人写的各次有关会议的综述，也很有参考价值（分别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和1996年第2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