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当苏俄向中国伸出外交触角之时，正是吴佩孚刚打败皖系、控制北京政府之后。显而易见，吴佩孚一派是其时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如与之合作，对苏俄对付日本、展开与北京政府的外交极为有利，因此苏俄将目光集中于他。1922年，吴佩孚的势力不断增长，更成为苏俄注意的焦点。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 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从北京给列宁寄去了报告中国形势的密信。维连斯基分析了中国现有的执政党派以及它们各自占有的地区，提供了每一派现有武装力量及其所统治的地区人口数据，最后得出结论：“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第73-74页。以下凡出自该书引文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7 月3日，维连斯基给契切林和托洛茨基发去密电， 再次指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现在投靠了吴佩孚”。（第97页）苏俄除了认为吴佩孚有实力控制北京政府以外，还认为吴有可能与自己联合反日，这是苏俄注重联合吴佩孚的第三个原因。
    1920年8月，吴佩孚打败亲日派皖系，受到苏俄欢迎。1922年4月底，吴又发起对亲日派张作霖的战争，再次与苏俄反日的利益取得一致，更为苏俄所看重。6月，直奉战争结束，张作霖败退关外， 盘踞东北。张作霖与日本勾结，在东北给苏俄造成很大威胁，沙俄白卫军又在东北北部流窜，因此苏俄反对张作霖；而吴佩孚由于未能彻底摧毁张作霖的力量，也继续反张。这一共同的斗争目标成为二者相互接近的原因之一。6月27日，维连斯基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吴的大本营， 会谈后吴佩孚委托他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即是指的这点。维连斯基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第97页）这表明，苏俄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付日本，以消除日本在远东对苏俄的威胁。
    由于以上原因，苏俄、共产国际把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当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他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注：参见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74、76页。），积极地谋求与之合作；而与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虽早有接触，这时却不愿公开联络，惟恐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
    还在1918年，孙中山致电苏俄政府，祝贺苏维埃国家的成立。列宁委托契切林于同年8月1日复函孙中山表示感谢，但是孙中山没有收到此信。其后，苏俄、共产国际陆续派人与孙中山接触。1920年秋，维经斯基和孙中山在上海会谈，孙表示希望能将“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注：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204页。）。
    原俄国将军波达波夫在上海也同孙中山进行过多次谈话。他在1920年12月12日给契切林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孙的情况。报告说：“在中国各地他都有追随者，在革命人士中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还说：“他本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在报刊上常常被称为国民党领袖”。（第47-48页）1921年4月2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也作了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提到广州政府试图同苏俄签订协议、建立关系，但是“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因此应该“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目的是“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第58-64页）但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这些报告后，并没有立即采纳报告人的建议，因为此时苏俄正致力于同北京政府谈判，对与广州政府联系有很大顾虑。1921年10月31日，契切林致电在赤塔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松，咨询能否向广州派遣代表团，“广州政府单独同许多政府有交往，我们可否同它来往，这不会造成无法同北京建立联系？北京是民族统一的象征，首先我们应该同北京来往。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第65页）同年11月6 日， 契切林给列宁去信， 并附有孙中山的信（注：指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给契切林的复函。在信中，孙中山问候列宁， 并表示愿与苏俄领导人进行私人接触，学习苏俄的经验。）。契切林表示：从扬松的回电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进行往来。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不便给孙逸仙写信。去年我们给他写信时（注：指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在信中，契切林向孙中山致意。半年之后，1921年6月14日， 孙中山才收到契切林的信。8月28日，孙中山复函契切林。）情况不同， 因为当时同北京的谈判尚未开始。”第二天，列宁回了一张便条，说明自己不认识孙中山，互相之间也从未通过信，指示要对孙中山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要派人去广州，但要尽量秘密进行。（第66、67页）12月7日，契切林遵照列宁指示的原则， 电令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使团团长派克斯：“同广州政府的接触，应基于对中国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要谨慎从事，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他还希望派克斯尽量不让北京知道自己给孙中山的信，并说“同他秘密进行书信往来会是很有好处的，但一旦为人所知，我担心会不会妨碍我们在北京的工作”。（第69页）可见，苏俄基于第一方面的政策，即要推动中国民主民族革命运动，知道应与孙中山接触，共产国际一些人也主张与之合作。然而，由于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更关系到苏俄的利益，苏俄担心同广州政府的往来会影响与北京政府的谈判，只好把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放在第二位，首先与北京方面来往，与孙中山只进行谨慎和秘密的接触，与他合作是谈不上的。
    三、同时联络吴、孙，争取二者合作
    苏俄为了迅速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积极接近掌握实权的人物，对用处不大甚至会妨碍谈判的人则敬而远之。但是，仅依靠吴佩孚一派的力量，并未产生多大效果。由于外蒙和中东铁路等症结，优林和派克斯使团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都未取得进展。为了打开俄中谈判的僵局，1922年7月，苏俄任命更得力的人物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 组成新的外交使团。并且，苏俄的策略有所变化，不再死盯着北京政府一方或某一个政治派别，而是尽可能地与各方力量联系，以求得他们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对苏俄观点的认可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越飞虽继续以吴佩孚为主要联络对象，同时也加强了与孙中山的联系。
    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 提出了一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问题，首先就是“建立我们两国之间本来就应有的友好关系”。越飞摆出一系列理由，力图说明俄中恢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中国是多么的有益。他说：“第一，中俄之间有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恰恰对于中国比对于俄罗斯联邦更为有利。第二，现在正是时机，错过这个时机，中国就有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第100页）越飞所指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是外蒙和中东铁路等，他知道中国很重视这些问题，便以此来说服中国人主动谈判。越飞所指的时机，是最好先同中国谈判，再同日本谈判。当时，越飞还肩负着与日本谈判以使日本从俄国撤军的使命。他知道中国人担心俄日谈判对中国不利，就拿它来压迫中国，声称如果俄国先同日本谈判，他很可能会因为不了解中国的需要和利益，而做出有损于中国的错事，以此来催促中国尽快与俄国谈判。
    在这封信里，越飞还极力为俄国向蒙古派驻军队并一直驻扎在那里辩解，说是因为俄国军队从蒙古一撤出，白卫匪帮就会很容易进驻那里，向远东共和国后方发动新的攻势；还说如果俄国军队撤出，就意味着张作霖立即去占领蒙古，这既不符合俄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当时，吴佩孚想调用自己的军队进入蒙古。越飞称，这是不恰当的，他强调，蒙古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条约的途径来解决。他劝吴佩孚“最好是一方面向中国公众说明对我们进行攻击是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另一方面还是尽快同俄罗斯联邦签订条约”。（第101-102页）总之，整封信都是在向吴佩孚说明，尽快签订中俄条约是很重要的。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些问题，越飞还派自己的军事顾问、俄国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拜访吴佩孚。此后，越飞又多次派格克尔见吴，还派使团的海军武官贝利、汉语专家伊万诺夫教授以及苏俄驻北京通讯社负责人霍多罗夫拜见吴佩孚，显示出对与吴交往的重视。
    一个月后，越飞再次致函吴佩孚，重申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坚持说，立即从蒙古撤走俄国军队只对张作霖和帝国主义有利，而立即停止抗议运动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第133页）11月18日， 越飞又给吴佩孚去信，再次提到：“谈判中的最严肃问题仍然是蒙古问题”，“如果中国代表想在会谈中彻底解决中蒙问题，那么没有外蒙代表的参加，我们是决不能同意的。”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他表示：“我们完全放弃沙皇政府的那种罪恶的掠夺性政策，然而，我们却不能放弃我们在这条铁路上的利益。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求掌握铁路的理事会。”越飞请求吴佩孚“在谈判期间要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第157页）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坚持要俄军立即撤出蒙古，因此，越飞向吴佩孚抱怨说：“同顾先生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谈不来的”，暗示吴撤换顾维钧。越飞说，“您曾经向我指出，如果不能说服顾维钧，那就要起用另一个更适合的部长去代替他。我很清楚，说服他不仅已经不可能， 而且恰恰是在这一时刻他更加积极地实行敌视我们的政策”。 （第156-157页）在继续极力争取吴佩孚的同时，越飞也多次秘密与孙中山通信，并派格克尔同孙见面，力图说服孙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干预北京事务。在第一次致函吴佩孚三天之后，越飞致函孙中山，以相似的语言和理由谈了俄中谈判问题以及蒙古问题。他表白说：“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但是又坚持“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他还说：“所有问题都是紧密联系彼此交织着的，不能提出其中一个来单独讨论。”他向孙提出：“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或许您可在尽快开始俄中谈判方面行使自己的影响。”（第106页）9月15日，他在信中很策略地对孙中山谈到中东铁路问题：“鉴于某些条件，俄国在中东铁路及其所谓的隔离地带拥有特殊的利益，我不怀疑，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过程中，这些利益将会得到中国的理解并给以满足。”（第127-128页）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越飞求助于吴佩孚和孙中山，是希望说服这两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赞成苏俄的意见，通过他们消除中国社会的反俄舆论，并对北京政府与苏俄的谈判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