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进展
    1.西欧封建化的争论
    关于西欧封建化的争论开始于50、60年代，但集中在80 年代初。1980年，胡玉堂发表《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争论就围绕着该文提出的几个观点而展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是否只有奴隶起义，不存在奴隶革命；罗马帝国晚期的隶农制是否非奴隶制的对立因素、非先进生产分工的代表；这一过渡的决定性力量是不是蛮族的征服。持异议者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程纯、沈敏华的《试论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与胡玉堂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这时期的争论， 思辨的气氛比较浓厚。
    对西欧封建制全面进行重新认识的当属马克尧。从发表《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规律》（《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开始， 他就农奴制、封建化、劳役地租、中世纪城市等问题进行了多方论述，后来形成《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该书的特点是从历史事实和国外学者的最新见解，全面讨论了封建主义、庄园、农奴、公社等概念。从而使我们放弃了过去对这些问题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马克尧的另一部书《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进一步充实了我们对西欧封建制的认识；同时，他又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了王权、行政制度，法律与司法制度等非经济方面。
    马克尧是强调人类历史的统一性的，由此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欧洲封建社会那些特有的概念是否名实相符，等等。
    英国是我国学者对西欧封建制度研究中相对最透彻的一个国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英国封建制的形成，英国中世纪的王权、司法制度、议会、都铎王朝。张云鹤、孔令平、辜燮高、徐浩、陶松云、王晋新等都曾就这些方面写过很有份量的文章。主要着作有沈汉、刘新城的《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戚国淦、陈曦文主编的《撷英集--英国和都铎史研究》（首都师大出版社1994年出版）、金志霖的《英国行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后者关于行会向公会演变的讨论颇有特色。
    2.资本主义起源问题
    “文革”前就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文革”结束后，许多学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其中庞卓恒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他各篇文章的观点后来基本上汇编进《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一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其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社会发展的快慢在于现实的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发展的快慢；西欧的封建社会持续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成长条件和状况较为优越，其中最主要的标志是西欧封建社会农业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
    用大量具体材料来论证庞卓恒的理论的是侯建新，集中体现在他的《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一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
    由于搞清封建社会里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难度很大，加上劳动生产率又要取决于持有土地多少等种种社会因素，所以庞、侯的观点也引起了一系列批评。马克尧认为庞卓恒关于西欧中世纪农民收入的估算有出入（《关于中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估算》，《历史研究》 1983年第4期），王渊明认为农民生活好坏与社会发展快慢不成正比（《法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5 期）。毕道村较系统地反驳了侯建新的观点，认为工商业发展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因（毕的文章分别刊于《世界历史》1992年第6 期、《人文杂志》1993年第5期、《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另一种有影响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是吴于廑提出来的。他的代表作是《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他特别强调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冲击的作用，重商的浪潮是在游牧世界第三次冲击浪潮过去后开始的。他及（他突然去世后）他的助手先后编辑的三册《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 1990、1993年出版），颇有影响。
    上述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集中于14-16世纪。但探讨该问题的一些论着是集中于16-18世纪的。陈勇的《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钱乘旦主编的《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沈汉、王建娥的《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都有自己的特色，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3.中世纪的自治城市问题
    中世纪城市素被视为资本主义摇篮，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说兴起，人们遂日益强调中世纪城市的封建性，较早出来反对夸大中西封建社会城市相异之处的是沈定平（其文刊于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除掉中世纪城市反封建的光环，不等于说明它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作用。随后的研究着重在对中世纪城市的各个方面作深一层的考察。主要的成果有万亿的《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法》（《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 期）、张冠增的《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商业垄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顾銮斋的《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地位与市民权利的比较分析》（《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刘景华的《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经济结构因素分析》（《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 刘景华还着有《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出版）。
    4.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研究在“文革”后迅速成为热门，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部分。饱受“四人帮”文化法西斯专政的学人深知，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不过，80年代中以前，这方面缺乏深入的研究，如张执中与王正平的争论（见前引姜义华主编书，第626-628页）。
    1986年，朱龙华发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企业》（《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张椿年发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时间观》（《世界历史》1986年第7期）， 开始把文艺复兴研究推向深入。张椿年的有关成果后来汇成《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的最大特点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
    程显煜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王挺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宗教生活》（《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等文章， 有助于我们认识过渡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及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5.宗教改革
    解放以来，对宗教改革的阐释主要围绕着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论述而展开。80年代初，围绕着纪念马丁·路德诞生500 周年（1983年），出现了一次研究宗教改革的热潮。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
    客观、如实地评价路德及其时代，是这次“宗教改革热”的重要成果。修海涛指出过去研究的缺陷是低估民族矛盾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同时脱离德国的宗教状况谈宗教改革。于可认为路德的核心思想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唯信得救”。李平晔则强调路德思想的个人主义性质及其与人文主义思想的联系。他们的文章（分别见《世界历史》1982年第6期、《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 期）摘掉了路德的“叛徒”帽子。
    以后的研究主要是强调宗教改革与传统的继承关系、深入研究宗教改革的具体问题。章叙珊的《论路德宗教改革对经院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史学月刊》1991年第1 期）是着重讲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联系的。朱孝远的《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运用第一手资料，如实地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要求。
    6.地理大发现
    20年来，对地理大发现的研究有过两次高潮。1977年，严中平发表《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 全面否定哥伦布。接着朱寰发表《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与严中平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主张历史地评价哥伦布。 在他们紧接着的论战中（见《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 《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许多人发表文章，不赞成把哥伦布一棍子打死。
    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学术界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 周年的活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1992年10月，拉美史、拉美、美国、世界中世纪史、世界民族史等全国性学会邀请了部分外国学者，在北京举办纪念美洲发现--两个世界文明汇合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后由黄邦和等人编成《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罗荣渠在《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一文中，强调明王朝不存在可导致大变革的“制度化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