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研究
    近二十年来随着史学从片面的政治史中走出来，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深入人心，科技问题和产业革命问题在世界近现代史领域中日益受到了重视，放到与世界历史发展相称的位置上。
    近代以来，人类的科技和产业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变革。一般把这些变革划分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三个递进层次。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和牛顿的理论力学的建立至今这三层次分别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的三层次革命呈现交叉现象。这三阶段三层次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遍及整个世界近现代史，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网络式结构。产业革命是生产力质的飞跃，是现代化阶段的重要变革，但不应与人类文明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形态过渡混淆起来。
    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十分显眼。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在工业领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变革，建立了大工业文明。这次产业革命几乎找不出什么工业部门没有受到新科技的直接影响，而且是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同时发生的。对一些后进的国家来说，两次产业革命则是同时交叉进行的。
    在史学研究中习惯把科学和技术统称为科技。除了科技本身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外，史学工作者更多关注科技进步或革命的社会背景。而研究有关科技对社会历史的作用和影响时，一般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三个递进层次综合来看。有不少论述甚至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三个层次，而统称为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在英国起源的历史原因有着较多的研究。英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确立，其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作用就有了更大的发挥，有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更大发展和改造。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农业资本主义化改造，不仅是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而且为产业革命准备了劳动力、商品粮、原料等前提条件。有的学者把这一过程视为英国的农业革命。商业战争、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和近代国债与税收制度提供了巨额的资本原始积累。手工工场的发达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技术经验和技术工人。而英国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水平达到了当时的世界之巅。
    第一、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历史影响已有了较多研究。总的来说，近代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巩固起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世界现代史上的两种社会制度和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都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紧密相关。
    正在进行中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在史学领域目前还没有像前两次产业革命那样有着较深入的研究。目前可以预见的巨大的产业调整，其历史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新科技的传播方式和过程也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方面。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顺序是值得后发现代化国家选择发展战略作为借鉴的经验。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生产力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它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功能。生态环境问题、能源危机、核泄露核武器的威胁都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关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人们纷纷从人文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估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和整个工业文明。历史学在其中也责无旁贷。不过我国史学界在该领域的成果还处于刚起步阶段。
    近代以来的三阶段三层次的革命所涉及面极其广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会不断地遇见发达国家在这些革命中曾经经历的问题。历史学仅从提供经验借鉴的角度所要承担的研究看来都还只是起步阶段。近年来，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教育问题、妇女问题和环境问题等都开始有了初步的研究。总的说来，这些领域的研究在我国还将有大的突破。
    8.殖民主义问题研究
    殖民主义是人类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世界性现象，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殖民主义的产生和演进曾经是史学界考察的问题之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及随之而来的征服活动标志着殖民主义的诞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殖民主义的方式也不断演进。15-18世纪，西方殖民国家主要凭借武力进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18世纪末19世纪初，则打着自由主义旗号以不等价交换为主要手段；从19世纪末开始，殖民国家以资本输出为主对落后地区和国家进行控制；二战以后，以资本输出、经济“援助”手段的趋势更加明显。
    殖民主义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掠夺是史学界长期探讨的重要内容。不少着作和论文对殖民主义者在亚、非、拉美各地的殖民征服、殖民侵略手段、殖民政策和掠夺、奴役活动及相关的背景、过程、影响进行了阐述。比如，有关黑奴贸易问题就是史学界一直研究的重点。学者们不仅对奴隶贸易的兴衰、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而且就奴隶贸易对英国的影响，奴隶贸易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与种族歧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非殖民化政策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也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一些学者对非殖民化理论、内容、目的、作用、性质和发展演进作了考察与评价，有的研究者分析了殖民体系崩溃的各种原因及影响，等等。此外，华工对西方殖民地的开发问题，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
    殖民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殖民主义作用的评价。过去，我国学者对殖民主义的剥削、掠夺性质，即破坏性后果探讨较多。近年来，学者们围绕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理论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对这一理论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不同评价。有人认为，殖民主义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为非西方世界向现代化社会变革提供了启动力量；有人认为，落后国家和民族具有自身现代化的能力，应当更多地看到殖民主义扩张和掠夺的动机；有人提出，应从整体、全面的观点辩证地理解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还有人指出，应对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也有人认为，殖民主义没有任何进步作用，等。各种观点形成了热烈的争鸣气氛。
    关于殖民主义，还存在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如，殖民活动的代表人物，殖民主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政策变化，对晚期殖民主义的认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独立后的现代化问题，等等。
    五、反思与展望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它具有鲜明的发展阶段，并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紧密相联。
    自鸦片战争之后，古老的天朝帝国被船坚炮利的“蛮夷之邦”所击败。一批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睁眼看世界，开始关注这些“蛮夷之邦”，以最终达到“制服蛮夷”的目的。从此，中国对外国的了解和介绍，乃至后来的世界史研究，无不贯穿着这一主题：为中华的崛起而了解世界，研究世界。世界史研究肩负着强烈的救世济民的时代重任。这一点成为政治家赋予史学家的工作任务，也成为很多世界史研究者埋藏于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世界史发展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总结得失，进行反思的切入点。
    当世界史刚刚起步，处于较稚嫩阶段时，1949年之后开始全盘引进苏联史学研究模式。这种引进不单是一种研究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学习和模仿，其实质是把前苏联史学界自斯大林之后形成的僵化的“左”的思想教条加之于史学研究，是对人们思维模式的改造和转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前苏联史学界所具有的为国际史学界所公认的史学传统未能得到很好地学习和运用。“左”的教条主义在“文革”中被推向了顶峰。从时段上看，1955年至1978年共约二十五年时间。其实，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段。直至今日，我们还在清除它的影响。它所造成的另一直接危害还在于，使原本在解放前已经由一批留学归国的学者所奠定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基础遭到破坏和抛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这一切昭示着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史学不应成为政治的婢女，不应简单地照搬于某一种教条或模式。
    本世纪初至1949年，当世界史被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后，一批归国学者就为从事世界史研究，创立学院派作了很多的努力，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不幸的是，这一学术发展的自然过程在1949年之后被三次打断。第一次为全盘吸收苏联模式，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为市场经济的大潮，尤其是对第三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未有清晰的认识。临近世纪末，参照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我们在1978年以后的二十年里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但就构建学院派而言还不尽如人意。所以从构建学院派的高度，必须认真清理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总结世界史学科发展之得失，承继优秀学术遗产，进行新的学术创造，从而真正地走向专心学术研究，推进学术进步的学术之路。
    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有两个突出的发展时段。第一个时段为三四十年代：在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良好局面，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个突出的时段为1978年至今：打倒“四人帮”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学术，促进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史学界也开始拨乱反正，逐步清除“左”的思想在史学界的反映，进行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在很多问题上突破禁区，敢于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使世界史学科逐步进入正常发展的阶段，迎来了它的发展繁荣。历经磨难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能有这样的发展时段和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自然也令人感慨万千。几代学者呕心沥血、筚路蓝缕铺就了20世纪世界史学术不断进步之路。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长廊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历史是今天和昨天的对话，是今人和逝者的沟通。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扮演着解释者的角色。回顾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不能不反思历史学家群体自身。我们有像顾准那样冷静独立思考的学者，但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如浮云一般，随风而逝，并经史学家之手参与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学术悲剧。时至今日，当我们翻检发黄的报刊资料，目睹批判雷海宗等人的战斗檄文时，内心充满万般痛楚。如果说本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历经曲折，谁敢说历史学家不用承担其中的责任。这里并非要追究单个人的责任，只是提出历史学家必须肩负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历史学是一门积累性极强的学科，只有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才有前进的起点，只有在现有的学术高度上才能不断地向上攀登。因此，20世纪世界史学科的进步将为21世纪世界史学科的繁荣奠定学术基础和积累之功。尽管其发展还有很多不足，略显单薄。但没有它，我们也就无法跨进崭新的21世纪，我们正是在它的学术沐浴和滋养下即将走进新世纪。
    展望新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将如何发展，在此，我们试图勾勒出这种演变和进步的轨迹。
    第一，世界历史将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
    当改革开放把中国从闭关自守中解放出来之时，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使一个远离世界的古老国家自觉走进世界，与世界形成不可分隔的整体。现实的发展进程既已如此，那么，作为解释现实进程的世界历史自然应当包括着中国，不应当再像以往一样把中国史从世界史中剔除。现在必须把中国史的内容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中，使中国史成为世界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在世界宏观历史的进程中理解中国历史的进程，理解这一个民族的兴衰起伏，探索中国的发展趋向。同时也在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之中加深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解。所以现在我们要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中国史研究者需要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认识；世界史研究者也要突破原来的界限，自觉主动地把中国史纳入其研究视野。这样，当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成为世界历史的研究内容时，世界的历史才真正成为世界史，我们也才能得出更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第二，社会变革的展开与研究取向的拓展。
    当代中国正在展开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也是这个民族自身在遇到挑战进行回应并进行超越的时代。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题材和内容，使研究取向发生重大转折。同时，现实社会运动的展开和实践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新的思考视角。历史学家将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和参与中获得启示，并对社会出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作出解答。值得欣慰的是，从近几年来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历史学家已经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入这种研究。目前的问题在于，由于太关注现实，常常只是从历史上选取一些与现实相类似的个案进行简单描述，致使学术性受到影响。如果能在较为充分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现实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于学术和现实均有益。看来，在深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研究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之间找到契合点，通过我们的整理和智慧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历史解释和借鉴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重任。
    第三，承继中国史学传统，创立中国学派。
    置身于民族文化的中国史学应该吸纳世界各国优秀史学成果的基础上走向汇合和融通，创造中国学派，展开国际对话，参与世界史学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史学家肩负的重任，更是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走势。无论如何，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者只能是在我们民族自身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承继着我们民族的优秀史学传统，展开研究，尽管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史，而其研究成果却应显示出中国的特色，成为中国学派。在这里，历史学家无法抹杀和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全盘西化”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都无法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相反，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梳理承继中国史学的优秀成果，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会通的大潮中，形成为富于开放的，既有共同话语又有中国特性的中国学派，才能为世界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勇当迈向新世纪的历史学家。
    在推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把视线移向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这支队伍的数量多寡，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等等均在影响未来历史学的发展。回顾20世纪的世界史学科发展，中国的历史学家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现在，建国后培养成材现已成为历史学界前辈的均要相继退出，一批中青年队伍将支撑着历史学阵地。在这代际更迭、新老交替之时，新一代的史学研究队伍理应薪尽火传，承继传统，踏实向前，肩负起推进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