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东危机开始到君士坦丁堡会议失败，英国保守党政府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一方面不愿意公开背离传统政策，接受德俄瓜分土耳其的建议和主张，跟在三皇同盟后面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又感到，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不可能继续下去，特别是内阁中以索尔兹伯里为代表的一些人对传统政策是否符合英帝国利益产生怀疑，想追求更积极明确、更现实可行的政策。英国政府徘徊于传统和现实之间，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二、俄土战争的爆发与英国的中立宣言
    由于德国的推波助澜和奥国的默许，1877年4月， 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承认英国在中近东的利益处于危机之中，但内阁意见分歧，出现以迪斯累里为代表、并得到女王支持的鹰派和以德比为代表的鸽派。鹰派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扼制俄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鸽派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寻求解决途径，避免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
    内阁冲突的结果是采取妥协的政策，1877年5月6日德比代表英国政府照会俄国，阐明英国的中立立场及中立条件。照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俄土战争只涉及土耳其的利益，英国不援助土； 一旦战争扩展，可能危及英国的利益，英政府将采取包括参战在内的防御措施（注：W·N·梅德利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以后》，3页，伦敦，1938。）。（2）英国在中近东的利益范围包括苏伊士运河、埃及、 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波斯湾（注：K·伯恩和D·C·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0，美国，1984。）。 这份照会相当于一个中立宣言，被迪斯累里称为“我们政策的准则”。照会表明：第一，英国的中立是有条件的，以不损害英国的利益为前提。德比说，有条件的中立“为英国保留了充分的行动自由”（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 美国，1984。）。第二，英国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把英国的利益与巴尔干地区分开，照会提到的“土耳其利益”，实际指巴尔干西部起义地区。也就是说，如果俄土战争仅涉及这一地区，英国可以不介入。第三，英国的利益主要在通往东方的交通要道上。照会划定的利益范围，无一例外都直接关联英国与印度的海上交通线。而在英国的利益范围中，首当其冲的仍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关于这一点，迪斯累里屡屡拒绝德俄瓜分建议时说得很明白，俄国如控制君士坦丁堡，可随时由叙利亚到达尼罗河口，那样，英国纵有制海权也不起作用，“印度的钥匙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注：W·F·莫尼彭尼和G·E·巴克尔：《本杰明·迪斯累里传记》，84页，伦敦，1920。）。英国照会俄国后，索尔兹伯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立，意图是“坚守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因运河、埃及、波斯湾目前不可能成为战争袭击的地方”（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143页，伦敦，1921。）。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在估计俄国对英国照会的可能的答复时也认为，“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俄国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英国作出保证，英俄仅有的分歧在海峡”（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3，美国，1984。）。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实这一点。
    6月初，俄国答复英国，一方面保证俄国不损害英国在埃及、 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和通往印度海上航线的安全，否认战国有获取君士坦丁堡和控制海峡的意图；另一方面又表示俄国不能肯定在军事形势发展需要时，是否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52页，牛津，1934。）俄国的答复更加引起英国的怀疑。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斯认为：“俄国在拖延时间，用‘保证’稳住英国，直至英国来不及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他给德比写信说：“如果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就落到他们手中，他们将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海峡问题。”（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3，美国， 1984。）德比对此也忧心忡忡，他说：“一旦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人的情绪将被胜利的战役所激励，他们决不会放弃战争所得。”（注：K ·伯恩和D·C·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美国，1984。）7月，英国向俄国发出警告：“即使是军事需要， 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也是不可行的”，“占领一旦发生，英国采取何种措施，将根据保卫英国利益的需要作出判断。”（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95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从英国外交事务文件中可以看到，自1877年7月至年底， 英国政府的这类警告有数次之多。但在英国警告后，有关俄国向土耳其京城进军的报告仍不断传来。 7月下旬，英国内阁不得不宣布，如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不立即撤退，英国将宣战。警告俄国的同时，英国也寻求奥国的支持。德比向奥指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对于奥的利益并不亚于英国，英国期待与奥国合作，共同阻止俄国势力的推进。德比甚至向奥国驻英大使表露：“英奥若能就此问题完全理解，英奥就将是形势的主人。”（ 注：K·伯恩和D·C·瓦特主编：《 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美国，1984。）而奥对英的建议并不积极。奥驻英大使告诉德比，君士坦丁堡，对奥国固然重要，但相对多瑙河右岸、巴尔干西部而言，它是“第二位”的（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9，美国，1984。）。 英奥后来虽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表示尊重对方的利益，却未能结成英国所需要的共同阻止俄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盟国。未能结盟的关键原因在于两国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一个在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一个在巴尔干西部（注：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10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无交易可作。另外，奥国前有三皇同盟的牵制，后有俄奥协定的约束，在俄国没有违背承诺的情况下，奥国不愿为英国的利益贸然行动。
    以上看到，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的政策逐渐明朗。中立宣言的实质在于：英国为维护自己在中近东的核心利益，不再固守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尔后一年多英国的海峡政策是沿着这一思想轨迹发展的。为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及控制海峡，英国甚至不惜一战。但在与奥国结盟的意图失败后，英国仍处于孤立。而没有有效的大陆同盟和陆军，英国不可能进行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内阁两派虽能一致发表中立宣言，在解决危机的具体措施上依然各持己见。
    三、英俄海峡对峙与索尔兹伯里的积极外交
    1877年底，俄土战争形势恶化。随着俄国越过巴尔干山，直逼土耳其京城，海峡危机迫在眉睫。英国政府唯恐俄国迫使土耳其签订城下之盟，造成“对俄国单方面有利”的局面（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97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1878 年1月，迪斯累里要求内阁授权派舰队去海峡保卫英国的利益，德比担心激化英俄矛盾持反对意见。内阁最终批准迪斯累里的提议。1月24 日英国地中海舰队逼近达达尼尔海峡，以武力形成对俄国的威慑。虽然次日英国舰队离开海峡，但2月13日，在俄土签订《停战协定》后， 为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停留在离土耳其京城十余英里的地方，与驻扎在离君士坦丁堡8 英里的俄国军队对峙。英国舰队在1854年有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先例，但那是应土耳其之邀，作为土耳其盟友的舰队进入海峡的。而1878年，在俄土战争中一直表示中立的英国，在俄土已经停战的情况下闯入海峡，完全违背了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的原则。难怪土耳其质问英国：“英舰驶入海峡是作为朋友、同盟还是中立者？”（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103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 ）舰队进入海峡，固然是俄军兵临城下对英国的应急措施，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新形势下英国根据自己利益需要调整海峡政策的意向。3月， 俄土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后，英国进一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寻找解决海峡危机的真正出路。严格地说，只有到这时，英国内阁才真正摆脱了自1875年以来的矛盾和徘徊。
    英国政府能够采取较为明确的措施得益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俄土《圣斯特法诺和约》严重侵害了英国在海峡的利益，英国有两点不能接受。一是俄国保护下的大保加利亚，南部濒临爱琴海，实际上使俄国得到了长期渴望的到地中海的出口；二是俄国占领黑海东岸小亚细亚的巴统、卡尔斯等地区，造成俄国在黑海、进而在海峡的优势局面，同时为俄国向亚洲土耳其腹地、甚至向印度边界和波斯湾扩张创造了条件（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135页，牛津，1970。）。其次，“大保加利亚”也违背了俄奥协定中俄国“不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承诺（注：B·杰拉维奇：《1806-1914 年巴尔干对俄国的牵制》，175～176页，剑桥大学，1991。），在巴尔干造成了奥国不能容忍的局面，激化了俄奥矛盾，使英国有可能摆脱近东危机以来的孤立状态。再次，3月下旬，索尔兹伯里取代德比担任外交大臣，任印度事务大臣的经历使他格外关注英国通向东方之路，在内阁主战、主和两派中，他实际是倾向于鸽派的，但他知道迪斯累里的政策与传统的帕麦斯顿政策不完全一样，前者看重亚洲土耳其、后者看重欧洲土耳其。近东事态的发展，在承认土耳其被有限分割的既成事实及为英国获取补偿上，迪斯累里与他有了共同点。因此，索尔兹伯里出任外交大臣不仅结束了内阁长期意见相左的分裂状态，而且能采取大胆积极的政策。
    索尔兹伯里就任后即发表了4月1日通告，表达英国反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原则立场，谴责条约对英国在海峡、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利益的危害（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2页，牛津，1970。）。同时， 索尔兹伯里构想出“在欧洲划分保加利亚，在亚洲为英国取得补偿”的策略（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244页，伦敦，1921。），以具体明确的要求保卫英国的利益。
    第一，英国就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条款与俄国谈判。由于英国不能容忍俄国保护下的大保加利亚对海峡及地中海造成的威胁，谈判中提出划分大保加利亚，使其南部边界脱离爱琴海，退回到巴尔干山以北。英国一方面向俄表示，如俄同意英国的划分要求，英国在巴尔干其他问题上将不持异议。另一方面英国不惜以承认俄国对巴统、卡尔斯的兼并为交易，换取俄国的妥协。英俄协定于5月底签订， 双方同意以巴尔干山为界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俄国控制的保加利亚限定在巴尔干山以北。
    第二，英国就获取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与土耳其谈判。自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就认为需要在地中海占领一个比马耳他离海峡更近的地方，作为俄国不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物质保证（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68页，牛津，1934。），俄国得到巴统、卡尔斯等地，加剧了英国攫取塞浦路斯的愿望。索尔兹伯里让英国驻土大使莱亚德转告，为抵制俄国在小亚细亚的扩张，土耳其必须“得到一个强国的支持，而惟一可能支持土耳其的强国是英国”（ 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4页， 牛津，1970。）。英国打着保护土耳其在亚洲利益的旗号，迫使土耳其接受自己的要求。6月初，英土签订《塞浦路斯协定》， 英国如愿以偿获得塞浦路斯岛，既加强了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随时警戒海峡，又不失作为俄国兼并巴统等地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