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拜占廷历法的宗教性是拜占廷帝国时期基督教神学思想与古典天文历法结合的产物。至拜占廷帝国时代,基督教正统神学和教义逐步形成,通过7次基督教世界大公会议发展成为拜占廷基督教的基本信条。 从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开始,直到787年第七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基督教教会在拜占廷皇帝的直接参与主持下,完善了其思想体系,成为在拜占廷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后,其思想内核没有发生重大变动。这期间,拜占廷人的神学争论主要围绕“三位一体”的核心教义展开,其实质是在基督教的思维框架内继续探讨古希腊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并最终摆脱古典哲学和犹太教神学的控制,形成独立的一神教理论。迅速兴起的基督教思想对早期拜占廷历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开始用基督教神学理论解释天文历法问题,用古典天文历法知识为基督教服务,特别注意利用历法计算宗教节日。 “复活节纪年法”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该法源自教会天文学家编制每年一度的复活节表(注:博托尼雷:《复活节祝祷礼的历史发展》(G.Bertoniere,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 Vigil ),罗马1972年版,有关部分。)。按照拜占廷教会传统,每年春分节当天或节后一周遇有满月,则其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为纪念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节日,如果满月恰好出现在周日,则复活节顺延一周,即是说复活节可能确定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的某天。为了推算出复活节的准确日期,拜占廷人恢复古代天文学,加强天象观测,绘制星图。他们注意整理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天文学着作,制做用于观测天体的星盘,并计算赤道和黄道的夹角,确定月亮运行的轨道,在发展拜占廷星占学(注:拜占廷星占学起源于古典时代的占星术,即通过星体之间位置预测未来和解释过去的活动,其中包括以行星与黄道十二宫预测人生的星命术、选择良辰吉日的择时占星术、以异常天象为依据的决疑占星术和预测社会灾难的总体占星术。)的同时,为基督教历法发展提供了天文学依据。 以基督教基本教义解释计时含义是拜占廷历法的基本特征。拜占廷人认为所谓“时间”是指发生某些事件的时段。他们的计时体系是以昼夜和四季这类自然变化的现象为主要依据,同时以对天体运动的观测为参考。但是,拜占廷人在如何解释计时单位时,特别强调基督教思想。他们虽然按照自然和天文变化确定了天、月、季节和年等时间单位,但是在纪年方法上给予上帝创世和基督降生的解释。他们还特别注意以圣经中关于上帝创世的故事为依据,完善了每7 日为安息日的礼拜计时方法。在9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流行的多种纪年方法中, 基督教历法发展较快,逐渐取代了古典历法的正统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亚历山大纪年法”、“创世纪年法”、“基督降生纪年法”等等,最终形成了“拜占廷纪年法”。 “亚历山大纪年法”始创于5世纪, 由埃及教士和作家潘诺多罗斯(Panodoros,5世纪人)编制。他在纠正4 世纪着名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260-339/340 年)将圣经中提到的日期与古代文献相结合引起的混乱时,提出世界历史的计时开端应严格按照圣经的记载,即从上帝创世时开始,认为基督降生在上帝创世以后5494年。这一纪年法被称为“大亚历山大纪年法”(注:格鲁梅尔:《年代学》,第85-97页。)。另一位埃及教士阿尼亚诺斯(Annianos,5 世纪人)按照同一思路提出“小亚历山大纪年法”,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基督降生在创世后5501年。亚历山大纪年法被教会作家广泛使用,直到9 世纪才逐渐被“拜占廷纪年法”所取代。亚历山大纪年换算为公历绝对年的方法是:某亚历山大年若处于3月25日至12月31日时, 年份数减去5492, 得数为绝对年,而处于1月1日至3月24日时,则减去5493, 得数为相应的绝对年。如果文献使用的“亚历山大纪年法”以9月1日为岁首,则上述换算作相应调整,即9月1日至12月31日的年份减去5491,而1月1日至8月31日的年份减去5492,得数为公历绝对年。例如, 亚历山大年5996年4月,按上述方法计算,5996减去5492,得数504即为公元504年, 月份4加3为7月。 “亚历山大纪年法”确定了“创世纪年法”和“基督纪年法”的基本思路,即以圣经中记载的创世年为元年,或以基督降生年为元年,只是不同的作家在按照圣经记载计算年份时略有区别。例如6 世纪作家马拉拉斯(Malalas,491-578年)认为基督降生于创世后5967 年(注:马拉拉斯:《编年史》(M.Downey ed.,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芝加哥1940年版,第1章。 ), 而9 世纪的作家乔治(GeorgetheSynkellos,?-810年)坚持认为基督降生于创世后5501年(注:转引自其同时代作家塞奥发尼:《编年史》(C. De Boor ed., TheophanisChronographia),德波尔编注,海尔德塞姆1963年版, 该书记述了乔治已佚失着作中的观点。),他们在各自的历史作品中均按照各自的纪年法记述。我们在使用这类历史作品时均应首先确定作家的纪年方法,避免断定年代的错误。 9 世纪以前拜占廷帝国多种纪年法混用的情况使当时的历史作家在使用古代文献时遇到极大的困难,他们常常为准确判断某个历史事件的年代而翻阅大量资料,即使如此,错误仍然不能避免,就连当时最博学的作家塞奥发尼(Theophanis,752-818年)在使用7-8世纪的文献时也因纪年法混杂而出现了确定年代的错误(注:塞奥发尼:《编年史》,第2章。)。可见, 制定统一的历法纪年体系是中期拜占廷帝国知识界的迫切需要,“拜占廷纪年法”因此应运而生,并成为此后占主导地位的历法。 “拜占廷纪年法”是严格按照《旧约·创世纪》的内容计算出来的,确定上帝于公元前5508年3月21日创造世界, 因此这一天为拜占廷纪年的开端。10世纪时,该历法岁首改为9月1日。换算拜占廷纪年为公历绝对年的方法是:某拜占廷纪年若处于1月1日至3 月20 日时, 则减去5507,得数为相应的绝对年,而处于3月21日至12月31日时, 年份数减去5508,得数为绝对年。10世纪以后的文献以9月1日为岁首,则上述换算作相应调整,即1月1日至8月31日的年份减去5508,而9月1日至12 月31日的年份减去5509,得数为公历绝对年(注:格鲁梅尔:《年代学》,第98-128页。)。 “拜占廷纪年法”还以复活节周期为主要参考,以校正可能出现的误差。拜占廷天文学家根据观测,确定以月亮运行为依据的太阴年周期为19年235个月,其中设置7个闰月,分布在第3、6、8、11、14、17 和19年;又确定以太阳运行为依据的太阳年周期为28年(即4 年置闰乘以构成礼拜周的7天)。而后将太阴、太阳两周期相乘,得出532年的复活节大周期。事实上,设置这一大周期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其岁首月龄(增加或减少该月天数)达到调整拜占廷历法在数百年间使用中出现的误差。“拜占廷纪年法”从9世纪以后成为拜占廷帝国通用的历法, 直到15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灭亡以后,仅为东正教教会采用。 拜占廷历法明显的宗教性还与当时的形势有密切联系。拜占廷帝国早期和中期历史上面临的外敌入侵造成的巨大压力,引发社会精神生活的危机。当拜占廷统治阶层为缓解压力而推行社会改革,通过施行军区制加速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稳定局势,一度加强了国力后,基督教关于“基督救赎”和“千年王国”的说教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当拜占廷帝国势力达到鼎盛,并旋即急剧衰落时,更多人对现实生活悲观失望,企图从基督教思想中寻求解脱。作为基督教思想文化极为发展的国度,其历法必不可免地受到基督教神学日益强化的影响,并最终导致其彻底的基督教化。拜占廷人不仅放弃了罗马帝国时代传统的所谓“异教”历法,用基督教概念取代古典历法中的名称,而且采用多种宗教计时法,按照圣经的记载设置7日为一周的计时单位, 并制定了多种基督教纪年方法。 总之,拜占廷历法经历了从世俗向宗教倾向的转变,从古典的向基督教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督教思想影响日益加强,而古代希腊罗马历法的传统日益减弱,最终形成了两种因素结合的拜占廷历法。拜占廷历法既设置了纯属宗教意义的礼拜周,制定了以基督教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的纪年方法,使用基督教神学概念取代古代历法称呼,又继续吸收古代希腊罗马人已经取得的天文历法知识,采用古代天文观测方法,并以此作为其历法演算的基本工具。显然,历法作为拜占廷人使用的计时体系与拜占廷文化的其它部分一样受到拜占廷帝国社会整体局势的影响。其明显的宗教性一方面说明基督教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拜占廷人对待天文历法的实用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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