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军队的地方，都存在着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农民起义军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军军民关系的某些原则，与农民起义军的有关原则、政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研究历代农民起义军的军民关系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一、从起义军的成员看，是“官逼民反”、“揭竿为兵”；农民起义军的体制本是军民一体的。农民起义军是被统治者逼迫走投无路的农民，兵员直接产生于人民群众之中，是贫苦农民自己的武装。纵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次农民起义军的成员，都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贫苦农民，他们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和思想倾向，都决定了他们对农民景况的深切了解和同情。这种军队，体制上是军民一体的，既是军队成员又是农民群众。他们往往以农民阶级自己纯朴的作风，来处理军民关系。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由于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不惜民力，修阿房宫，筑长城，建陵墓，动员大量劳动力，致使农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秦二世时，秦法更加苛暴，赋敛愈重，戍徭无已，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农民发出了“天下苦秦久矣”愤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军的基本骨干就是去渔阳应征的900名贫苦农民。东汉末期，宦官专权，政治腐朽，横征暴敛，豪强地主又疯狂兼并土地，大量农民破产逃亡，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黄巾起义，起义军的成员都是逃荒的农民。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其成员不是四处流浪的“流民”，就是“衣不蔽体，日不再食”的哗变士兵。历代农民起义军成员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他们起义的目的是为了能生存下去。他们对封建王朝及其军队对百姓的欺压，有深切的了解，对农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始终保持着纯朴的作风。起义军反对封建统治，进行革命斗争，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军队鱼肉人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从起义军的领导者看，大多是“躬耕垄上”，“出身草莽”；义军领袖是农民群众和穷人中的一员。历代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大都是农民群众中有一定组织和领导能力的贫苦农民。陈胜、吴广就是应征赴渔阳服劳役的农民中的一员。新莽时期的赤眉起义军领袖樊崇和绿林起义军领袖王匡、王凤也都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耕夫。北宋初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王小波、李顺是佃耕别人土地的茶农。北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方腊，生在睦州青溪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终年辛苦，仍得不到饱暖，他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也有一些农民起义军领袖是农民中的宗教教派领袖。如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韩山童和白莲教起义领袖刘松、刘之协、宋斗青等都是教派头目，他们归根结底也是农民出身。有的是失意官吏，如和韩山童一起的起义军将领杜遵道。也有些是失意文人，如黄巢去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因出身盐贩，在京中又没有门路，屡考不中，才决定参加起义。不论是出身贫苦农民，还是失意官吏、文人、宗教主持等，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和农民群众有着密切的社会联系。他们成为起义军的统领后，所制定的纲领、政策、方针都以不同的形式代表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他们对起义军军民关系的某些指导思想，反映了他们的切身体会，因此在军民关系上规定了许多同封建统治阶级军队不同的政策。这是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三、从起义的思想基础看，是农民起兵，“本为百姓”；起义军的政治主张体现民意，反映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历代农民起义军都有自己的口号，都要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和口号，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思想愿望，即“耕者有其田”的基本要求。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政治口号是“伐无道，诛暴秦”。这在当时有着极其强大的号召力。黄巾起义领袖张角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①，用明确的政治口号发动群众。唐朝黄巢起义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提出：“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②这在吏暴于上、民怨于下的宋太宗淳化年间，极有影响力。把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用“均贫富”三个字喊出来，意味着我国农民起义军政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南宋钟相、杨么在起义时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③他们对“均贫富”的口号作了进一步发展，加进“等贵贱”的内容，把经济要求同政治要求联系起来，使农民起义军的宗旨又有发展。从此，“等贵贱，均贫富”既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斗争的主要政治口号，又成了农民起义军的政治纲领。以后，元末“红巾军”提出“摧富益贫”、清代白莲教起义提出“杀尽不平方太平”、李自成提出“买卖公平”、“割富济贫”等口号，使起义军军民关系又有了新的思想基础，并成为农民起义军处理军民关系的基本准则。
    四、从起义军的纪律看，是“不杀不淫”，“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赢得了民心。历代农民起义军，都十分重视部队的群众纪律。这种纪律的建立，有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樊崇领导的赤眉军，口头约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起义军的严明纪律同官军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王莽的军队，每到一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民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指王莽军队）！”④黄巢起义军明确规定不烧杀，不抢掠。李顺起义军关心百姓，保护百姓，行军作战，秋毫无犯。明代杨赀起义军宣布不烧杀，不抢劫，不奸淫等纪律。李自成起义军制定了“除暴恤民”、“秋毫无犯”、“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等纪律，规定：将军除自己妻子儿女外，不得携带其他妇女；在作战中缴获的财物，不得私自收藏；军队不得进入百姓住宅。清代白莲教起义军规定有戒杀、戒贪、戒淫的纪律。这意味着我国古代农民革命军，军队与老百姓接触的纪律规范，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同时，农民起义军还有对封建文人的政策规定，尊重读书人在起义军里成了一种风气。甚至许多被俘的地主，只要冒充读书人，就可以得到释放。王小波、李顺起义军在选拔官员时，贯彻录用才能，实行“存抚善良”的政策，对宋朝官兵区别对待，对投诚的军官视情况留用。杨么起义军为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对知识分子采取联合、保护的政策。他们每攻陷一个城镇，就给知识分子发一支令箭，并让他们将秀才穿的蓝布衣挂在门口，这样，其家属、财产就受到保护。
    五、从起义军的政治目的看，是“打富济贫”，“开仓放粮”，处处为民谋利。历代农民起义军，都把打富济贫，作为自己的纲领，所到之处，杀贪官，除酷吏，释放刑徒，解放奴婢，开仓放粮，赈济百姓，沉重地打击封建统治。因此，百姓箪食壶浆热烈相迎。如黄巾军起义，矛头直指东汉政府和整个地主阶级。他们占据州郡，焚烧官府，围攻豪强聚居的庄园，没收地主的不义之财，夺回被他们强占去的土地，其势如暴风骤雨，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众。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后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起义军纷纷把财物和布帛散发给穷人，狠狠打击贵族和官僚。王小波起义军高举“均贫富”的大旗，每到一处，就把地主富人召集起来，让他们据实呈报自己的所有财物和粮食，除留下生活必需的部分外，全部没收，分给穷苦百姓，深得民心。钟相起义军，对官府进行猛烈抨击，把维护封建统治的典章制度、法律规范，都称为“邪法”，给予彻底否定。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免粮”的纲领，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要求发展个体农业的强烈愿望，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⑤起义军攻克北京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立即释放被囚禁在锦衣卫中的一切犯人，对明朝皇族和达官贵人进行严厉镇压；宣布免除平民赋税，勒令官家富户交出剥削人民的赃款，按官阶的高低来确定助饷的数目。这些都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体现了农民起义军为民谋利益的鲜明的阶级性。
    六、从人民对起义军的态度看，是“天下响应”，“风起云蒸”；起义军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历代农民起义，一旦爆发，立即得到响应，迅即形成燎原之势。人民群众热烈迎接义师，男女老幼，踊跃参军，使义军日益壮大。陈胜、吴广起义，由于沿途民众的积极支援，短短两个月，冲州过府，所向披靡，义军就有战车千余辆，士卒数十万人。黄巾军起义开始的一个月时间，就形成了横刀跃马，杀声震天，八州上空，战旗如靡之势。王小波、李顺起义，仅十几天的时间，就迅速壮大，发展到近10万人，广大民众，云集响应。统治者不得不惊呼：一方愤恨兴，攘臂千里跃！地主官僚“人心恐悚，投死无地”。清末白莲教起义，更是深受人民欢迎，义军到达四川天德时，远近百姓全家老少加入义军的竟达数百户之多。起义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民为他们带路，安排住宿、更换骡马、补充粮食火药。因此，起义军进军时，可以不带粮食，不背行李，轻装疾走，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敌军惊恐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