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个月内，苏联接连出现了趋于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改革尝试。新近解密的有关档案确认贝利亚是主要倡导者和主持者。为巩固和增强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优势，以及为苏联政权稳定而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国际环境，贝利亚实行了局部大赦、平反若干重大冤案、着手改革国家保安体制、开始否定个人崇拜、采取较公平的民族政策，并推动修改苏联对外政策，其中关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是导致他迅速覆灭的关键因素。
    一
    从1948年至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和1951年至1952年的“明格列尔案”，到1952年10月紧随苏共十九大宣布的最高领导层大变动和1953年1月的“医生阴谋案”，这一系列惊人的事件都突出地表明， 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政治的病态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倾向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来缓解病态、避免灾难的潜在要求也随之滋长（注：斯大林去世前两三年，与多半以消极方式表现的民众不满情绪相应，苏联官方内部出现了比较积极、但甚为微弱的改革主张。它们在非常不利的国家政治环境中，采取了审慎地触动并试图曲折地修改斯大林模式的某些理论前提和基本政策的形态。其中之一，是隐约地针对斯大林据以推导并说明其治国模式绝对必要的“资本主义包围”论，提出欧亚众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已消除了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包围。此外，同样被斯大林用来说明必须依靠国家集权体制高速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另一主要信条--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也遭到了怀疑甚至否定。一些蛛丝马迹显示，某些要人已在小心翼翼地提议改变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绝对优先地位，改变所有制形式的过于单一和经营管理权力的极端集中状态。不仅如此，有理由推测斯大林的基本对外政策--同美国及其北大西洋集团激烈对抗--也逐渐在高层内遭到怀疑，进而被认为是应当修改的。参见塔克《苏联政治心理--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之后的变化》Robert C. Tucker，The SovietPoliticalMind：Stalinism andPost-Stalin Change，纽约1971年版，第94-96、 100页；列昂哈德着《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Leonhard ，The Kremlinsince Stalin，纽约1962年版，第37-39页；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斯大林去世提供了扭转恶化趋势的决定性机会，甚至历史必然性。有如着名的苏联学家罗伯特·C· 塔克所言，“斯大林主义政治秩序是一种个人体系。斯大林个人……是苏联政治的中心力量，整个苏联政治宇宙所环绕的太阳。因而，他的去世使莫斯科的内部政治形势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斯大林之死必然意味非斯大林化”。（注：塔克：《苏联政治心理》，第190页。 ）在斯大林去世的短短几个月里，使苏联社会主义开始趋于逐渐解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种种事态，以堪称罕见的速度接连出现，其中包括：大致停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予以不指名的批评；通过宣布局部大赦、公开平反“医生阴谋案”等举措应急性地缓解社会紧张；着手改革国家内部保安体制；推翻“明格列尔案”和在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替换俄罗斯裔最高领导人，以此着手修改苏联的民族政策；在苏联及其若干东欧盟国实行经济“新方针”，以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病态模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停止反南斯拉夫运动并开始谋求苏南关系正常化。
    苏联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苏联国家面对历史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性反应，又同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斯大林的极端专权及其晚年的病态政治心理，根本排除了某一名僚属单独继承绝对权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关于权力分配和派别力量对比的漫长斗争不可避免，而此类斗争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当时苏联政治的头号议程--改革斯大林治国模式的那些最直接、最严重的弊端来进行。改革所关乎的并非只是其内容问题，即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革除弊端，而且是其主持者问题，即由什么人或者什么派系主导改革，从而获得对于确立并巩固权力优势至关重要的政治主动和国内民望。关于改革内容的思想分歧和关于改革主持者问题的权力冲突相互交织，使得苏联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大约两年里呈现出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复杂状况。这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大致如下：对于一个已经占上风但优势并不牢靠的派别来说，最有助于它巩固权力优势的一个办法是带头改革斯大林模式，特别是抑制保安部门、废止滥捕滥杀、平反冤假错案和批评个人崇拜等。“在此，由于派系利益要求有一种快得令人不安的政策速度，就可能同整个政权潜在的保守倾向相冲突。然而，如果说将自己同非斯大林化政策联为一体符合暂占优势者的派别利益，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反对这政策就符合对立一派的利益，直到其对手被搞下台为止，其间或许还同政权内部的极端保守分子结成联盟。”（注：塔克：《苏联政治心理》，第199页。）这里所说的暂占优势者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极端保守分子主要是莫洛托夫，而“对立一派”的领头者是赫鲁晓夫。
    在30年代大清洗后苏联最高领导层复杂的纵横捭阖当中，贝利亚作为保安部门负责人，同起初掌管苏共中央人事组织部门的马林科夫逐渐结成了特殊关系。他们怂恿斯大林制造“列宁格勒案”，由此铲除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影响日甚的最高层同僚，从而拥有了斯大林之下虽非牢靠、但仍属首屈一指的权势。在这两人中，贝利亚起着更关键的作用。在“列宁格勒案”以后的三年多里，马林科夫作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和贝利亚的合作（注：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大才干和个性优柔寡断，他易于受贝利亚操纵。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苏联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尤为重大。贝利亚的妻子后来回顾说，贝利亚“始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亲近某个他能够利用的人--某个像马林科夫那样的人。”（注：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Amy Knight，Beria：Stalin's First Lieutenant，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第182页。）斯大林去世当夜， 核心圈子（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开会议决人事安排，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随即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注：奈特：《贝利亚》，第181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66-467页。）。已有的优势加之政治上的主动，使得这些提议未经争议便得以通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是后者）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
    无论是出于如前所述的那些政治原因，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贝利亚都强烈地倾向于否定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滥施镇压导致保安部门坐大，斯大林对贝利亚便难免由宠信变为猜疑甚而恐惧。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斯大林借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末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88页。）事实上，斯大林搞“明格列尔案”的初衷， 就在于借此打击甚或除掉贝利亚，制造“医生阴谋案”一定程度上亦有此意（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49-450页；奈特：《贝利亚》，第171页。）。贝利亚对这些很清楚。斯大林弥留和去世之际他那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和怨恨（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7-461、464-465页；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Svetlana Alliluyeva ， TwentyLettersto A Friend，第7-8页。），表明了他的内心。不过，对他来说， 变革主要不是为了泄愤和报复，而是出于政治利益，包括改变自己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注：贝利亚“深知国内多数居民对他的态度。对人民来说，他是斯大林的丑陋弄臣、刽子手。”参见鲍里斯·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继承人的斗争》，中译件由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研究员提供，在此谨表谢意。以下所引俄罗斯档案及其中译件均同于此，不再一一注明。）和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为整个苏联政权的安全而缓解社会紧张和外部危险。贝利亚的大多数主席团同事都想摆脱斯大林那种极端高压和任意妄为的统治，实行某种开明化，但贝利亚将此推进得比他的同事们希望的更远（注：奈特：《贝利亚》，第184页。）。
    二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苏联的政策变动和改革措施，大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他曾向米高扬谈了自己的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保卫机关，而是对我们进行监视的机关。”（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3月9日，在斯大林葬礼上讲话时，他和马林科夫非同寻常地提到要保证每个苏联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注：他们还强调苏联国家的多民族性质，示意发展消费品生产和缓解东西方紧张局势，并且很显着地降低了颂扬斯大林的调门。参见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50-53页；奈特：《贝利亚》，第182页；科恩：《重新思考苏联经验》，Stephen F. Cohen，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纽约和牛津1985年版，第 103页。）。3月26日，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有关报告， 导致了第二天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局部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5年以下者， 所有因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所有有10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5 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判“反革命罪”、严重贪污罪、抢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该命令还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宣布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宽容和从轻发落的原则进行修改（注：贝利亚关于必须实行大赦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26日， 载于俄罗斯《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 Documents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发行，伦敦1956年版，第13-14页。）。由于这项举措，在全苏总共2 526 402 名犯人中，约100万人获得自由， 其中大多数无疑是无辜入狱和轻罪重判者，尽管仍有大量无辜者（包括斯大林时期无数政治冤案的所有尚存的直接受害者）依然身陷囹圄。在贯彻过程中，不少危险的重罪刑事犯也被一并释放，后来一些高度赞扬赫鲁晓夫的苏联着述则断定是贝利亚的阴谋，旨在借口应付由此而来的治安问题，将斯大林去世后他立即下令开进莫斯科等城市的内务部部队留驻下来，或者利用社会不稳提供的机会重施高压政治（注：R.麦德维杰夫和Z.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掌权岁月》Roy Medvedev and Zhores Medvedev ， Khrushchev ： TheYears in Power，纽约1975年版，第9页； 阿朱别依：《赫鲁晓夫执政十年》（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5页。）。第一种解释或许可信，但把它当做贝利亚搞局部大赦的首要甚或惟一动机，未免偏狭。
    紧接着，贝利亚麾下的内务部于4月5日宣布，所谓以恐怖主义方法谋害苏联领导人的“医生阴谋案”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被捕的人员予以平反，负责捏造的两名高级官员--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和副部长留明已被逮捕（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5页。）。这一大冤案的平反系贝利亚所为，而且是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争取到公开发布平反公报。事实上，早在3月中旬他就下令复查此案， 并在当月释放了案犯（注：贝利亚关于成立侦查小组复查一些特别重要案件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 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医生阴谋案”被推翻是30年代以后斯大林政治恐怖渐被否定的开端。苏联政府由此第一次公开承认和谴责了国家保安部门最高层存在着肆意践踏法制的严重状况，并且开始把消除这种状况的问题提上国家政治议程。《真理报》当时就“医生阴谋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政府公布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也史无前例地加上了这一内容（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7-18页；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5-66页。）。与“医生阴谋案”的平反大致同时，“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空军及航空工业部工作人员案”亦经贝利亚下令进行的复查而被推翻（注：贝利亚关于成立侦查小组复查一些特别重要案件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贝利亚关于复查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有罪判决案的命令，1953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