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注：奈特：《贝利亚》，第184页。），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规模极其庞大、权力几近无限的内务部将其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月间，就有近30 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北建设总局、古比雪夫水电站建设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注：贝利亚关于将苏联内务部所属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移交其他部给马林科夫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1953 年3月18日；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注：贝利亚关于将劳动改造营转交司法部管理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3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1953年3月2 8日；奈特：《贝利亚》，第184页。）。有档案文件表明， 在其遭遇政治覆灭前10天，贝利亚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年代大清洗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权力的非司法机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贝利亚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特别会议权力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6月15日。）。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贝利亚还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注：贝利亚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的命令，1953年4月4日。该命令还陈述了保安部门以非法手段大搞逼供的情况：“国家安全部机构在侦查工作中有严重曲解苏联法律，滥捕无辜苏联公民，纵容假侦查材料，广泛采用各种拷问手段--残酷殴打被捕人员，昼夜不停地背拷双手，某些情况下竟持续数月，长期不许被捕人员睡眠，将被捕人员赤身关在寒冷的单人牢房等现象……这种极其残酷的‘审问方法’导致许多无辜被捕人员被侦查搞得体力不支，精神郁闷，其中某些人已丧失人的面目。制造伪证的侦查人员乘被捕人员处于这种状态，偷偷将事先炮制的关于反苏和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塞给他们。”）。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30年代至40年代的此类案件），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
    不论其个人报复心和政治野心如何，贝利亚还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包括在节日游行中展示或在企业、机关及团体建筑物悬挂他们的肖像（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奈特：《贝利亚》。）。他甚至搜集了揭露斯大林与捏造“医生阴谋案”相牵连的文件，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专门房间里阅读（注：奈特：《贝利亚》，第 185-186页。）。多半与他的促进相关，3月27日《真理报》以非常显着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个人作出的结论总是、或差不多总是偏狭的”。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其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前几年里每天每页40次至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1953年4月起难得再提其姓名。 此类变化很大程度上出自贝利亚的指示（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3-66页。）。到当年初夏，苏联头号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已开始启用“个人崇拜”这个政治术语来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注：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Roy Medvedev，Khrushchev，纽约州加登城1984年版，第64页。）。
    在民族政策的修改方面，贝利亚是苏共中央推翻斯大林多半针对他搞起的格鲁吉亚“明格列尔案”的鼓动者，也是在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由当地民族出身的高层官员替换俄裔领导人的主持者。促使他这么做的不仅是对斯大林的泄愤心理，而且还有这么一种明确的认识，即在苏联非常广泛、非常严重的民族歧视或民族强制问题中包含着巨大危险。例如，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移植斯大林模式进行的抵制导致数以万计的居民遇害。虽然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医生阴谋案”宣布平反后仅5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 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把手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裔最高层领导人的措施，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以便让当地民族对本加盟共和国的事务有较大影响（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7-68页；奈特：《贝利亚》，第188-190页。在替换俄裔领导干部方面，贝利亚先从他自己属下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机关做起。参见贝利亚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机关民族干部成分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1953年6月8日。）。贝利亚还着手纠正斯大林在世时给某些非俄罗斯民族或其部分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强迫性集体迁徙，从供本文写作之用的档案材料来看，他深切地感觉到这种迁徙所包含的极端不公正及其引起的强烈不满（注：贝利亚关于成立复查强行将苏联公民从格鲁吉亚迁移案件委员会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 贝利亚关于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4月11日第1007-430CC号决议，复查苏联前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从格鲁吉亚领土上强行迁移的公民案件程序的命令，1953年4月14 日；贝利亚关于苏联的德意志族人的状况的匿名信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附函，1953年5月27日。）。或许可以说， 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甚至其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倒是正确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
    三
    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内苏联外交方面的重要变化亦同贝利亚密切相关。60年代就有着作推测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更加肯定对外政策变更的动力首先来自贝利亚。按照苏联30年代起就有的一种做法--由内务部系统而非外交部来进行某些重大外交行动，贝利亚谋求通过自己的秘密渠道商谈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给南共联盟第三号领导人、南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兰科维奇的一份便函，内容为贝利亚委托持函者告诉兰科维奇并转告铁托：贝利亚及其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善苏南关系；如果兰科维奇和铁托同意这一观点，便可为此指定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举行秘密会晤。他期望的苏南接近远远超过他的大多数主席团同僚（特别是负责外交的莫洛托夫）当时的愿望，后者“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如同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奈特：《贝利亚》，第186页。 关于莫洛托夫在重建苏南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参见时殷弘《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30-131 页。）。尽管如此，苏联的反南运动随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当南斯拉夫驻苏代办按照外交惯例，同一批外国外交官一起就斯大林去世向苏联副外长马立克表示悼念时，后者一反常态，主动同他握了手。“这的的确确是件大事”（注：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页。）。随后，在苏联官方颁发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中，几年来惯常的反南口号不见了，苏联报纸也不再登载反南文章，尾随苏联反对本国政府的南斯拉夫在苏流亡者刊物则销声匿迹。5、6月间，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换大使，恢复苏南决裂后即在事实上降格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280页； 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 第 101 页；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U. 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年第8卷，华盛顿1988年版，第1352页。）。总的来说， 这些促进苏南关系趋向基本正常的动作同贝利亚的意向密切相关，尽管其力度不及他希望的那样。
    在个人权力欲和有关苏联国际处境的大局考虑的双重因素驱动下，贝利亚作了一项最具政治冒险性的政策变更尝试，那就是在东德推行“新方针”，甚至可能试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亦即如同他后来被指控的那样“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非常清楚，对于随移植斯大林模式而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现状，东德民众严重不满。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的通报，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东德逃到西德的人数共计45万，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它体现在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以纠正冤假错案等具体措施上。这个文件就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注：奈特：《贝利亚》，第191 页。）。他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用他当时的话说，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对主席团同僚们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对于苏联也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对此，莫洛托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强调放弃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将使其他东欧国家迷失方向，导致它们对美国屈膝投降（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参见《葛罗米柯回忆录》Andrei Gromyko，Memoirs，伦敦1989年版，第316页。）。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贝利亚当时暗中筹划更换东德领导人，图谋通过与东德保安部门关系密切的统一社会党内“改革派”来扳倒倾向于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70-71页；奈特：《贝利亚》，第192页。）。 统一社会党中央于6月9日决定变更一系列政策，并以党中央和政府分别发表公报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 年）》，第154-159页。）。但是，这些措施同苏联建议的精神相比仍打了折扣，特别是未对怨艾甚深的工人作出经济上的抚慰，结果引发了当月的大骚乱。骚乱爆发后，苏联驻德代表据说按照贝利亚的指示，曾要求东德政府采取怀柔对策，未同意东德领导提出的立即出动驻德苏军加以镇压的请求（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71页。）。鉴于从1950年起，苏联一直保留有用德国统一和中立化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的余地，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的独立存在深刻的困难（注：乌拉姆：《扩张和共处--1917至1973年的苏联对外政策》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Soviet Foreign Policy，1917-1973，第2版，纽约1974年，第507-509页； 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和伦敦1991年版，第54-55页。），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7 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刚被逮捕的贝利亚试图创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德国似非信口雌黄，何况苏联当时确需寻求突破口，以便能通过同西方的谈判来实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欧洲的处境。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言行成了众矢之的，甚至马林科夫也不免将他视为祸端。在苏联最高领导成员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早就引起了强烈的忌恨和恐惧，他主持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尤其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更换不同民族成分的领导人方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上层领导人的严重不满和猜疑（注：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参见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德问题使他彻底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覆灭的一个关键因素。
    根据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对贝利亚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美国学者阿米·奈特如此总结贝利亚的改革尝试：
    虽然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采取了一种较为开明的路线，但只是近来，由于前面援引的那些文件公诸于世，他大胆主动的程度才完全大白于天下。他在提倡广泛的改革，如果它们取得成功，本来不仅会改变苏联制度的性质，还将为苏联集团的部分解体开辟道路。当然，贝利亚并不像他的同事们后来声称的那样想复辟资本主义。他也不想引进真正的民主。但他确实认识到急需背离严厉刻板的斯大林主义，急需依凭实际，从意识形态信条实行后撤，采用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政策。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大多数同僚更讲求实际，更具前瞻眼光。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也采用了贝利亚的某些纲领，包括非斯大林化，这表明他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理解苏联制度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实行某种改革。但是，贝利亚在推动改革方面似乎太性急了。而且，他未预料到突然的开明化会在东德造成的破坏稳定效应。东德危机给赫鲁晓夫提供了纠集力量来反对贝利亚的口实。（注：奈特：《贝利亚》，第193-194页。）只要充分考虑到贝利亚尝试改革的个人权势利益动机，并且对上述话语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概念及价值取向作出批判性理解，便可以认为这番总结大抵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