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澳洲成为英国的“海外监狱”，并出现了与英国经济密切相连、以农牧业为内容的经济活动。随着“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的涌动，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相伴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而在19世纪中期成型，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和转型的经济基础。从19世纪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其发展进程中的早期阶段，本文试就其特点、性质和缺陷进行评析。
    一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近代英国经济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具有不同于别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特点。首先，它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别于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它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萌芽、原始资本积累、工业革命等发展阶段；也有别于印度等国经济，其经济发展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战胜当地封建经济的结果。它是通过英国的移民、资本和技术，使英国经济向澳洲大陆延伸，进而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因此，它是英国经济移植的产物。但是，这种移植不是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而是与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伴随着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而进行，进而形成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由于这一形成过程是在缓慢的渐进中完成，因此，难于以某一事件或某一种显着变化为形成标志。但纵观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民族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轨迹是清晰的。
    其次，澳大利亚社会历经数次变革和转型，逐渐从英国的流放犯殖民地转变为英国的自治领地，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其过程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完成的，表现为长期的平稳演进，没有暴力革命，因此，也就没有酿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这使得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得以在稳定和平静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并表现为自然状态的渐进过程。
    再次，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始终与国际市场保持着联系，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澳大利亚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对外贸易有关，如渔业、羊毛贸易等。而英国将澳洲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无疑为澳洲经济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机，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得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澳大利亚人毫不迟疑地抓住了机遇，不仅使羊毛和黄金成为其民族经济的特色和特长，也为澳大利亚在世界经济及其贸易中赢得一席重要地位，而且以此刺激和带动经济生产的全方位发展。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881-1890年，澳大利亚海外贸易年均总值为5894万英镑；1921-1931年为2.54835亿澳镑（注：此时澳镑与英镑的比价为100∶100.）；1931-1941年为2.3796 亿澳镑。而在同时，澳大利亚国民收入为：1886年5100万英镑，1890年6400万英镑，1930年7.3亿澳镑，1939年7.79亿澳镑（注：格林伍德。 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535-538.）。经济的外向性不仅有力地刺激和调节了社会生产活动，而且还增强了经济的独立性。这表现在澳英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量趋于平衡。英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对象，1854年澳向英出口额为430万英镑，进口额为1300万英镑。 这巨大的贸易逆差是与当时澳大利亚作为英属殖民地的从属地位相吻合的，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经济实力薄弱。而至1900年，澳向英出口额为2380万英镑，进口额为2360万英镑。 此后， 大致的比例长期维持（注：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Oxford, 1984.401.）。 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性在减弱，澳大利亚经济力量正在增强，互利关系业已形成，这是本土化深入发展的结果和体现。
    二
    如果说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出现是英国在澳殖民统治的副产品的话，那么，它的发展及发展趋势则出乎英国的预料，有违其初衷。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澳大利亚社会由英国殖民化向澳大利亚民族化转变过程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组成部分，英国向澳移民和投资的本意在于使殖民地及其经济生产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围绕英国而运作。然而，英国的经济体制和工业民族精神的移植及其与澳洲发展机遇的结合都导致了民族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一种不以英国人和澳大利亚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并在不知不觉和顺理成章中完成。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澳大利亚经济体制的性质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民族性日趋明显。19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生产是以畜牧业和矿产业为主，因而，在对外贸易中，澳大利亚都是以畜牧产品和矿产品换取英国的工业品，经济上的从属性和依赖性突出。但是，在世界经济大循环和大分工中，羊毛和矿产品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地区性特色的产品，并对英国毛纺织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澳英经济关系渐由市场经济调节，澳大利亚经济从英国经济的补充变为双方经济的互补，澳大利亚的自主性趋于加强。
    二、澳大利亚经济起步于英国对流放犯殖民地的拨款，而诱人的高额利润却吸引来可观的英国资本，这反而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引进和依靠以英国为主的海外资金逐步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一大内容，从1861-1900年，英国向澳投资累计近3亿英镑。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投资数额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呈正比例关系。1882-1891年是澳大利亚经济大发展的10年，而在这10年中，英国的资本投入是1.819亿英镑，占40年（1861-1900年）中投资总额的60 %左右（注：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199. ）。英国巨额投资的本意第一是为获得经济利益，第二是为加强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操纵和控制。然而，此举在现实中则事与愿为，它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面对这一现实，英国人无奈地说：“孩子长大了”。而澳大利亚则坚定地说：“我们长大了”。（ 注：L.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Australian Nationalism. Cambridge, 1994.112.）因此，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成功利用外资来发展自身经济的范例。
    三、英国殖民政策的变化在客观上有利于处于英国殖民体系内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19世纪期间，英国殖民政策几经变化，40 -60年代，英国推行放任政策和殖民地自治政策；70年代后， 英国采取了加强帝国联合的政策和策略（注：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688.）。这些变化原本意在维护英国的自身利益， 巩固英国的殖民体系，然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未受这种政策变化的不利影响，反而受益于此。当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处于形成阶段时，英国的放任政策使它免受打击和压制，得以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而1870年后，随着英帝国的形成，“英帝国内部愈来愈多地发展着专业化：加拿大生产小麦，澳大利亚生产羊毛，印度生产茶叶和黄麻，而英国为英帝国制造主要的工业产品”。（注：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30.）这种分工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无疑产生了促进和扶植作用。
    三
    澳大利亚社会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因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也有着深深的殖民化烙印，这就是对母国经济的依附性和长期以农牧业为主要支柱。其原因一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从英国经济中缓慢地脱胎而来，尽管性质有所变化，但与英国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则依然保存，英国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海外贸易对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海外贸易活动仍大致以英帝国（后为英联邦）为范围。二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独立性的加强主要体现在自主性的提高，而不是简单同英国相分离。
    殖民化使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由殖民地财政拨款逐步变为资本投资，英国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澳大利亚的经济生产。所以说，虽然澳大利亚民族经济逐渐有别于英国经济，但从其生产内容上看，它仍是英国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而澳大利亚也需要英国的市场、资本和商品，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也是澳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和着眼点。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同英国和英联邦国家进行，其中90%以上的农牧业产品出口到英国。澳大利亚工业生产尽管得到关税政策的保护，但英国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对它还是举足轻重的。以铁路为例，到1904年，在澳大利亚铁路建设的贷款中，83%来自于英国；在1914年前，澳大利亚是英国机车的第一大买主（注： F. Crowley. ANewHistoryofAustralia.Melbourne,1974.277.）。英国无论是从自身经济利益立场考虑， 还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着眼，都努力想使这一太平洋上孤零零的“白种人文化的前哨”“继续成为英国巨人的前哨”，以便维系住“帝国生命线”的完整和畅通。这一殖民化烙印造成澳大利亚民族经济难以彻底脱离对英国的依赖。
    这种与本土化相矛盾的缺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突出体现在1929 -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澳大利亚当时初尝苦果，国民收入从1928 -1929年度的7.68亿澳镑跌至1931-1932年度的5.28亿澳镑，低于1919-1920年度的5.5亿澳镑（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 商务印书馆，1960.537-538.）。就此而言，国民经济后退了10年。危机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减25%。从工人失业率这一点上看，这场危机对澳大利亚的冲击力度仅次于德国，高于其他国家。1932年是整个危机期间工人失业率的高峰时期，德国的失业率为43.8%， 澳大利亚为28.1%，加拿大为26.6%，美国为24.9%，英国为22.1%，日本为6.8%。在1930-1934年间的平均失业率德国是31.8%，澳大利亚23.4%，加拿大20.7%，英国19.2%，美国19%，日本5.6%（注： R. Ward. ANation for a Continent. Richmond, 1981.165.）。 国际市场的急剧萎缩使澳大利亚农牧业产品的价值大幅度下跌，1928-1931年初，澳大利亚出口总值几乎下挫50%。焦头烂额的英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已无暇顾及依赖于它的澳大利亚。1929年1月， 澳大利亚向英国提出贷款计划，但一向对澳慷慨的英国只批准了计划数的16%。到了4月份， 伦敦金融市场干脆拒发任何贷款，这无疑加剧了澳大利亚的经济危机。 1929年底在国际贸易交换中，澳镑出现贬值现象，与英镑的比价由100∶100变为130∶100。这对已债台高筑的澳大利亚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1932年渥太华帝国会议确立了帝国特惠制，英国由此最终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这又使澳大利亚由来已久的保护关税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澳大利亚制造商协会对此大加抨击，竭力反对“英国进口货在澳大利亚市场上有合理竞争的机会”。（注：R. Ward.ANation foraContinent.Richmond, 1981.416. ）在野的工党也提醒人们：英国的政策变化威胁着澳大利亚的工业和就业状况。
    经济危机的打击使澳大利亚人有所醒悟。当时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部长F·斯特威特写道：“经济危机教训了澳大利亚人， 那就是对外贸易不能再靠等待，而要自己去寻找。现在已显而易见，帝国市场的容量不是无限的。如果我们还打算重新获得我们以前的生活水平，那么，对外贸易必须得到繁荣和发展”。（注：T. Millar. Australia inPeaceand War. Canberra, 1978.83.）1933年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作出了“向东方”派遣贸易专员的提议，联邦议会予以通过。1934年，澳大利亚资深政治家J·G·拉萨姆“肩负贸易和外交使命”，率一代表团出访亚洲，访问了中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并顺访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香港和菲律宾。这是澳大利亚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也是澳大利亚独立于英国而作出的涉外举动。拉萨姆回国后，立即建议澳大利亚政府：“我们应尽力发展和改善同我们近邻的关系。他们的命运，对我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和平与战争这些重要问题上。”（注：张天。从单元化到多元化的澳大利亚外交。世界历史杂志社，1995（1）。30. ）此举对日后澳大利亚的政府决策和外交活动产生了重大的深远影响，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国家政策趋于自主的大转变。随着贸易伙伴的增加，澳大利亚逐渐改变了在对外贸易中主要与英国交往的传统作法，推出了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为宗旨的“贸易转移政策”。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澳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开始出现弱化现象。从1936年起，英国和日本的纺织品在澳大利亚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竞争。
    就社会整体而言，澳大利亚对英国有着明显的依赖性，这有碍于独立的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而在经济领域，澳大利亚迈出了克服对英依赖的第一步。虽然，其初衷仅是为了扩大澳大利亚的商业贸易，但它引起的连锁反应则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强化和本土化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