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是其外交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中苏同盟从建立到破裂经历了较长时间，但是美国政府对同盟性质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始终认为中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苏分裂迟早会出现。而美国针对中苏同盟所作出的应对政策在不同时期则有较大的差别，经过了“以和促变”向“以压促变”的转变。当中苏分裂成为现实后，美国政府反应迟钝，没有改变僵硬的对华政策。因此，中美间的紧张关系未能及时改善。
    冷战开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与苏联结成同盟，极大地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从此一直到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破裂，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自然成为美国对外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依据已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主要是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对此问题作一些分析，以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决策的某些特点（注：本课题的研究得到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冷战史研究项目的资助。沈志华先生鼓励和督促作者写作此文。沈志华、章百家、牛军以及牛大勇诸位先生对文章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作者在此特向威尔逊中心及各位表示感谢。）。为便于叙述和分析，本文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
    从中苏同盟的形成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为第一个阶段，虽然仅持续几个月，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忽略的阶段。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已经形成，它是美国政府在很长时期内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或主要依据。
    中苏同盟始于何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注：牛军先生对此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参见《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笔者认为，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 中苏同盟始于1950年2月中苏缔结同盟条约。新中国建立后不久， 毛泽东便赴苏联进行访问，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 随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中苏结成同盟关系便成为一个现实。从此，针对如何判断中苏同盟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是否与苏联同东欧“卫星国”关系的性质一样，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且形成了基本的估价。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毛泽东访苏和中苏缔结同盟条约这个重大事件，并对此进行分析。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对苏联进行访问，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驻苏联使馆、驻中国上海、天津和北京领事馆等机构或政府谋士不断向政府提交报告，进行分析。美国驻苏大使柯克1949年12月21日在给国务卿的一封电报中特别报告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的讲演。柯克指出，毛泽东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代表一个大国来到莫斯科的，旨在把一个大国人民的祝愿转达给另外一个大国的人民。这给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像其东欧的同党一样使自己的国家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毛泽东没有像东欧卫星国领导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向莫斯科表示顺从（注："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Ki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909,Moscow, December 21, 1949（ receivedJan uary 6,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9, Vol. Ⅷ， p.642.）。1949年12月23日， 当时驻北京的美国总领事克拉布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民族主义者，他在同斯大林的谈判中会努力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同时他也指出，毛泽东不太可能像铁托那样挑战莫斯科（注："The Consul General at Peiping （ Clubb） totheSecretaryofState, Peiping", December 23, 1949 （received December 24, 1949），FRUS, 1949, Vol.Ⅷ， pp.643-645.）。1950年1月1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分析毛泽东在莫斯科作长时间逗留的原因可能有三：第一，谈判进展很慢。第二，谈判内容太多，话题太广。第三，毛泽东被扣在莫斯科，表明“列车不在轨道上面”，毛泽东在国内的地位受到损害，他认为，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注：PPS 3rd Meeting, Jan. 11,1950, PPS 1947- 1953, Box32, RG59,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A）。）。当年2月初， 凯南在一次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之长是异乎寻常的，过去莫斯科同其“仆从”的谈判从未持续这么长时间。这表明，中苏之间的关系就像一次难以解除的“不幸福的婚姻”（注："Proposed Statement to Be Made by Mr. Kenan at Dartmouth on Feb. 6 or 7", PPS 1947-1953, Box 45, RG 59, NA.）。也就是说， 凯南从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过长这个事实推论中苏关系存在着矛盾。在中苏正式缔结同盟条约之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此作了分析。1950 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电文着重分析了中苏同盟。它指出，由于中国辽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军事潜力，1949年10月1 日新中国成立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最大的事件”，克里姆林宫因此感到高兴。而1950年2月14 日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则使得新中国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因而把中国“绑到”反对日本及其盟友的军事条约中去，它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和港口，如果必要的话，苏联红军可以在中国的沿海或内陆的战略要地驻扎，从而满足苏联的安全需要。同时，这个电文也指出，中国的地位同东欧国家很不一样，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倾向可能得到发展（注：American Embassy,Moscow,"SovietIntentions",April 25, 1950, PPS 1947 -1953,Box 23, RG 59, NA.）。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中苏关系也持类似的态度。他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都强调， 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莫斯科和中国的最基本的目标是相对立的，中苏冲突不可避免（注：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和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参见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286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基本估价是：中苏结盟增强了苏联的力量，使得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国同东欧“卫星国”并不相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得它对莫斯科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虽然中苏结盟，但是中国不是莫斯科的“卫星国”，只是其“小伙伴”或“小盟友”。实际上，美国政府人士在谈到中苏同盟时，极少使用“卫星国”（satellite）的提法， 更多地使用诸如“小盟友”（junior ally ）或者“小伙伴”（juniorpartner）等用语（注：FRUS, 1949, Vol. Ⅷ， pp.368-369;FRUS,1950,Vol. Ⅵ， pp.349-351.）。 美国政府至少在内部文件中不把中苏同盟视为是“铁板一块”或“坚如磐石”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判断。
    美国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往往是美国人把中国与南斯拉夫进行类比的结果。许多美国政府的内部文件指出，中国同南斯拉夫一样，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国内部迟早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将会独立于苏联，自主地发展。但是在西方阵营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如1949年4月英国驻美国使馆一份文件指出， 中共十分正统、自信、成熟，其组织完善，“没有铁托主义的迹象”（注："ContinuationofPaperonChinaAttachedtoSir OliverFranks'Letter of the 5th Jan. 1949 to Mr. Lovett", BritishEmbassy, Washington, D. C., 14th April, 1949, 893.00B/4-1499, CIA Murphy Papers, Box 28, RG 263, NA.）。
    中苏结成同盟，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力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并且曾经努力避免发生的事件，因为它显然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似乎对中苏同盟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士提出了不少有关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主张或建议，企图赢得中国的好感，以促成中共内部所谓的“铁托主义”倾向的发展，从而分裂中苏关系。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还在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承认新中国的想法。比如，1950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 ）还在讨论是否承认中国。当天PPS 第一次会议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注：PPS 1st Meeting, Jan. 4, 1950,PPS1947 -1953, Box 32, RG 59, NA.）。另外，1950年2月1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康瑙吉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也认为美国应当“承认中国”（注："The G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McConaughy） to theSecretaryof State",Shanghai,February 1,1950,FRUS,1950.Vol.Ⅵ。 pp.302-304.）。1950年6月9日，国务院官员迪安·腊斯克也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他认为这应由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注："Dean Ruskto the Secretary: Bi- partisanPolicyonChina- FormosaProblems", June 9,1950, PPS 1947-1953, Box 14, RG 59, NA. ）。虽然最后这并没有 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灵活和观望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不少人仍然把新中国看做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把中国拉出苏联集团。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表示无意介入中国的内战，暗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1949年11月，艾奇逊对顾维钧明确表示：“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注：《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96页。）1950年1月5日，即毛泽东访苏期间，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注：〔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 美国不会干涉。1950年1月12日， 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他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而台湾没有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