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已经看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在不断加深，而且它可能难以消除， 但不敢肯定中苏关系将很快破裂。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题为《中苏关系》的机密分析报告，集中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关系的认识。该报告指出，虽然中苏两国还是信奉同一种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它们发出了两个“共产主义权威的声音”，中苏关系已经因此处于一个“艰难的变革过程”。然而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变化前景，进行了比较谨慎的预测，认为维系中苏关系的因素可能比分裂中苏关系的因素力量更大，中苏关系也不一定会在近期内走到“公开破裂”（open break）的地步，尽管它断言，两国之间的分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调和，中苏关系不是“坚如磐石”的（注：NIE 100-3-60, "Sino-Soviet Relations", 9 August 1960,CIANIE,Box 8, RG 263, NA.）。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任期内，中苏关系事实上已经全面恶化，两国分裂成为难以逆转的现实，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也逐步从比较谨慎的判断，转向十分肯定“中苏分裂”是“真实的”，而且估计两国关系可能还会更加恶化。1961年8月8日中央情报局一份，研究报告虽然认为中苏两党今后不太可能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但是它也估计中苏“公开决裂”（open rupture）同样不太可能，该报告仍然使用“中苏集团”这样的词（注：NIE 10-61,"AuthorityandControlintheCommunistMovement", 8 August 1961, CIA NIE, Box 4, RG 263, NA.）。 但从翌年2月开始，中央情报局在分析中苏关系的时候， 不再使用“中苏集团”这一词汇。而使用类似中苏“分裂”（split）、 “公开内讧”（open schism）的词。它在报告中指出， 中苏关系已经为双方在理论和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所损害，此种分歧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中苏同盟，不管公开宣布与否，对双方都没有什么价值（注：NIE11-5-62 （Supersedes Chapters Ⅰ and Ⅴ of NIE 11-4-60,Supplements NIE 10-61）， "Political DevelopmentsintheUSSRandthe Communist World", 21 Feb. 1962,CIA NIE,Box 8, RG 263,NA.）。 1963年5月22日中央情报局的又一份报告再提到中苏关系时指出， 苏联可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诸如柏林危机这样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能力单方面地消除中苏之间的争端。该文件称，中苏关系的前景是“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发展，两大国之间的不和持续下去并不断加深”（注：NIE 11-63 （supersedes NIE 11-9-62）， "Main Trends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22 May 1963, CIA NIE, Box 8, RG 263,NA.）。所以美国着名冷战史学者加迪斯认为，到了1963年前后，美国政府已经认为中苏分裂是真实的和相当严重的（注：John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pp.209-210.）。
    中苏分裂同苏南分裂一样，是美国政府所欢迎的，因为中苏同盟破裂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会极大地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和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这个结果正是战后美国所推行的“遏制”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正如“遏制之父”乔治·凯南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中苏分裂不仅使苏联又丧失了一个盟友，而且对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彻底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多中心主义”趋势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受到了很大削弱（注：George Kennan,"Polycentrism and Wester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1964, pp.171-183.）。
    美国十分关注着中苏关系的演变，促使中苏分裂，这一直是从杜鲁门以来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因此，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无疑是令美国政府所高兴的事情。然而，中苏同盟裂痕的出现以至最后公开破裂，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重新审查其对华关系，改变孤立、包围和封锁中国的政策。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当政后期，美中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两国在台湾海峡再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一直到1961年1月20日总统任期结束时， 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没有改变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以压力促成中苏同盟的破裂。这正如1957年6月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所指出的， “自由世界对中共的压力会增强中苏同盟内部的矛盾并使之破裂”（注：Department of State Instructi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June 12, 1957,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2568, RG 59, NA.）。60年代初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这时，中苏分歧更加明显，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其情形正如中央情报局1961年4 月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苏联同中国的裂痕的确是很深的，很难得到弥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肯尼迪政府毫不怀疑地坚信这个判断（注：Thomas G. Paterson, Kennedy'sQuest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 -1963,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82.）。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中国政府也曾希望其在对华政策中能有一些积极的举动。例如，在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王炳南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 向美方的比姆大使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然而， 肯尼迪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和中国试探性的姿态而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他上台伊始，便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美国无意改变对华关系。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中， 把中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声称它们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316页。）。同年10月，他说道：“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共产党中国想同我们友好相处的迹象”（注：Harold Chase and Allen Lerman,eds., Kennedy and the Press, New York:Crowell, 1965,p.119. ）。肯尼迪继续推行敌视、孤立中国的“遏制”政策，其对华政策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注：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103 页。）。
    也就是说，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政府面对中苏同盟逐渐走向破裂的现实，依然采取前一个阶段的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政策。不仅如此，这个时期美国政府似乎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为危险的敌人，在对中国继续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试图通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促使苏联增加对中国的不满和“抛弃”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中苏两国中，把苏联选择为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苏联把中国排挤出中苏集团，使得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从而削弱苏联及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同这个时期中苏、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相对应的是，美苏关系不断升温，1959年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1961年初美苏首脑又在维也纳举行会晤。美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台湾海峡危机和限制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共同的语言，一起对中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估计。当时政府中的主流思想是，中国比苏联更“好战”，威胁更大。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中国目前处于类似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发展阶段，侵略性很强。在当选总统前的一个演说中（1959年9月）， 肯尼迪就声称：“中国革命目前正经历着侵略性的、无理性的斯大林主义阶段”（注：肯尼迪：《和平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62页。）。 肯尼迪政府中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曾经担任美国驻法国、苏联大使的苏联通查尔斯·波伦认为，中苏分歧的实质是，“俄国人变成了孟什维克，而中国人则是布尔什维克”（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p.223.）。言外之意是，苏联已经变得比较温和，而中国则十分激进。 颇受肯尼迪欣赏的前美国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凯南也认为，中国在苏联已经抛弃了“斯大林主义”之后，仍然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它所实行的制度和采取的政策十分类似斯大林的俄国一度实行的那种东西。在他看来，苏联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而中国则十分敌视美国和西方，期望世界继续保持着紧张动荡的局面、美苏两家相互残杀。因此，凯南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威胁比苏联还大，主张只有中国改变政策和作出妥协之后，美国才可以考虑同它发展关系（注：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也主张美国不应该同像中国人那样的“左派”和好（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223.）。
    第二，在美国政治家看来，中国努力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它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可能对世界构成威胁。1961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十分清楚，中国正在研制核武器，而且估计在1963-1965年间将进行首次核爆炸试验（注：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GardenCity,New York:Doubleday, 1967, p.1291.）。这令肯尼迪十分担心，正如肯尼迪对外政策顾问、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罗斯托后来所说的：肯尼迪“总是认为，中国人爆炸核武器，很可能是60年代最大的事件”（注：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229.）。 在肯尼迪政府看来，由于中国的“好战”和在核战争问题上与苏联持不同的态度，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很危险的。因此，美国政府努力同苏联合作，以便限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是美、苏、英1963年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动机之一。
    第三，中国支持印度支那的抗美斗争。大约在1959-1960年间，越南劳动党中央逐渐改变斗争策略，放弃以政治斗争实现统一的温和路线，转而认可、继而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断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和人员。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也因此不断升级。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干涉越南上走得更远，把越南当做实施“特种战争”的场所。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是越南劳动党中央自己作出的，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于1955年12月到1956年3 月间从越南撤回军事顾问团。在50年代后半期，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认为，越南党当前最主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北方的革命成果，促进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越南南方实现革命转变的条件尚未成熟。中国在这个时期既不鼓动也不反对越南南方进行武装斗争（注：ChenJian, "China'sInvolvementintheVietnam War, 1964-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5, pp.356-387.）。但是，有种种因素使得美国倾向于把越南的武装斗争同中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是幕后策划者。首先，在越南抗法斗争中，新中国曾经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斗争以极大支持，包括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提供军事物资，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是难以在美国人记忆中消失的。其次，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批判“和平过渡”是中国在同苏联论战中所坚持的观点，这也很自然地容易让人把越南劳动党的斗争策略同中国联系起来。最后，越南劳动党作出武装斗争的决定后，中国继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包括提供军事援助（注：Chen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5,pp.356-387.）。不管怎么说，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国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构成威胁。例如肯尼迪在1961年1月30日的国情咨文中声称：“在亚洲， 共产党中国无情的压力威胁着整个地区--从印度和南越的边界到为保卫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奋斗的老挝丛林--的安全”（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315页。）。肯尼迪政府相信，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胜利将扩大中国的影响，而且认为北京对河内决策起着极大影响（注：Thomas G.Paterso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p.182.）。
    总之，在美国政府看来，相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更冒险、更具危险性，随着中苏裂痕扩大，中国威胁可能会更大（注：Thomas G.Paterso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pp.182-183.）。 基于这一认识，美国政府不仅不把中苏分裂视为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契机，而且主张美国要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因此，美国政府不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应当对她继续施加压力。美国政府真正开始因中苏同盟的实际破裂而调整对华政策只是到了尼克松当政之后。
    综上所述，可见，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特别是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比较符合中苏关系的实际情况。而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反应前后策略变化很大，主要是从以和促变转为以压促变，而当中苏分裂成为现实后，美国政府反应显得很迟钝，没有改变其僵硬的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未能得到改善。
    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的时候，总是以遏制苏联为中心，对华关系总是服从于对苏关系。美国政府不同时期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都是为了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实现其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当美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美国会试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拉中国反对苏联。而当美苏关系缓和、苏联行为已经变得“温和”的时候，美国便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而对中国冷淡，甚至同苏联一道对付所谓的中国“威胁”，鼓励苏联将中国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从而达到削弱苏联力量的目的。因为中苏同盟分裂和中苏对立本身就是对苏联力量的削弱。而且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苏联已经变得比过去“温和”一些，而中国则更为“好战”，中国的“好战”言论和行为不仅“威胁”着美国，而且影响美苏关系的改善，无助于苏联的进一步“软化”。所以，美国在某些方面同苏联配合，对付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促使苏联进一步“软化”、实现其遏制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以对苏关系为中心实际上便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中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