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其它离间中苏关系的措施。其中包括上述艾奇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艾奇逊故意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注：China and U.S. FarEastPolicy 1945-1966, 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67, pp.157-162.）此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西方新闻媒体曾传出中苏存在矛盾以及毛泽东被“软禁”的消息，艾奇逊的讲话显然含有挑拨中苏关系的目的。事实上，艾奇逊1950年1月25 日给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绝密电报中指示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利用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散布有关毛泽东访苏及其表现出来的中苏矛盾的消息，离间两国的关系（注："The SecretaryofStatetotheEmbassyinFrance", Washington,January 25, 1950, FRUS, 1950, Vol. Ⅵ， pp.294-296.）。苏联政府对艾奇逊的讲话十分关注，建议苏、蒙、中同时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回击艾奇逊的挑衅。毛泽东很快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厉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旨在消除苏联对新中国的不信任。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对毛泽东未发表“官方正式声明”而感到不快（注：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457页。）。虽然中苏同盟条约最后得以签署，美国挑拨两国关系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
    二
    1950年6月25 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东西方冷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这场战争对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50年代中期，虽然中苏之间的潜在矛盾依然存在，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个时期的中苏同盟得到加强，两国之间在朝鲜战争、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密切合作。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总的来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为，从长远来看，中苏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苏之间的紧密关系会持续下去，不会产生严重分歧。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对中苏同盟前景的认识较为悲观，对中国内部产生“铁托主义”倾向的信心显然不如从前。1950年11月15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亚洲的中国和蒙古很可能将继续同苏联结盟，如果苏联同西方强国之间爆发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向苏联提供设施和资源”，因为1950年缔结的中苏条约规定，缔约一方在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友进攻的情况下，另外一方应提供援助（注：NIE- 3, "Soviet Capabilities andIntentions", 15 Nov. 1950, CIA. PPS 1947-1953, Box 23, RG 59, NA.）。1951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长电文指出，在今后一年内，中苏之间不会发生严重的裂缝（important rift），相反，一系列事态的出现，特别是中国加入朝鲜战争、与西方为敌，会增强中苏双边关系（注：PPS 1947-1953, Box 23, RG 59, NA.）。1951年6月8日，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C. B. 马歇尔在致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保罗·尼采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莫斯科对中国的控制大大增强”（注："C. B. Marshall to Nitze", June 8, 1951, PPS 1947-1953, Box14, RG 59, NA.）。1951年9月24 日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前途作如下分析：“虽然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矛盾今后可能得到发展，而且从长远角度来看，存在着双方发生重要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在未来两年内发生严重分裂似乎不大可能。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共同的对西方的敌视态度以及担心日本的重新崛起，可能会促使它们至少在短期内保持紧密的关系。”（注：Michael Warner,et.,TheCIAunder Harry Truman,Washington,DC:History Staff,Center fortheStudy of Intelligence,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4, p.428.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最能代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关系认识的某些变化。艾奇逊1952年初对丘吉尔说，在朝鲜战争之前，中苏分裂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这个希望看来十分遥远，目前不可能实现。我不认为在我们现在可能关心的任何一段时间里，有可能在这两个共产党集团之间造成分裂。”（注：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和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美国政府仍然坚持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的立场。例如1953年6月16日，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对中苏同盟的性质作如下分析：“共产党中国已经承认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它看上去更像一个盟友，而不是卫星国”。文件还指出，“中苏关系可能因为如下问题而紧张起来：苏联经济援助水平、苏联对共产党中国在军事上的许诺、中苏边界分歧以及确定毛在亚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等等。然而，我们相信，苏联新领导会谨慎地处理同毛的关系，除非苏联政权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削弱，北平和莫斯科之间的分裂在本报告估计的期限内不可能发生。 ”（注：NIE- 65, "Soviet BlocCapabilities through 1957",approved 9 June 1953, publiched16June, 1953, CIA, PPS 1947-1953, Box 45, RG 59, NA, CIANIE, Box 2, RG 263, NA.）换句话说，朝鲜战争以后到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对于中苏同盟能够存在多久则有不同的认识，总的来看，认为中苏同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破裂的意见占了上风。1953年8月11日， 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对中苏关系的估计同前面提到的1953年6月16日的报告基本类似。 这份报告说：“共产党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表现为，前者是后者的盟友而非卫星国。这种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至少是暂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它不受莫斯科领导人变更的影响。然而我们相信，毛泽东会不断利用这个机会，追求共产党中国自身的利益，这可能损害苏联在该地区的权威。中国对苏联的经济和军事依赖将继续限制中国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但是朝鲜战争的停止将减轻中国对苏联的此种依赖。 ”（注：NIE- 90, "Soviet Bloc Capabilities through Mid-1955", August 11, 1953, CIA NIE, Box 2, RG 263, NA.）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特别是其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苏关系的现状，分析中苏同盟的性质。由于美国在中国没有派驻机构，它只能通过第三方或其他间接手段了解中苏关系。在已解密的美国政府（特别是其情报机构）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很多此类文件。例如，美国通过离境的英国人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1952年初，一位在中国居住约30年的英国医生离境赴新加坡。美国驻新加坡领事于当年3月21日向国务院汇报了这位英国人对中国状况的描述。 在谈到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时，这位先生说：“俄国人似乎在中国人中已经失宠。其中一个原因是共产党人向民众灌输敌视外国人的思想，而俄国人正属于外国人之列。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觉得俄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像联合国支持南朝鲜那样支持中国，从而让中国遭受损失。一些公开的迹象表明，俄国在华北的影响正在减弱，中国人在许多场合表示出对俄国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不满情绪。最近在天津举办的一个工业展览会上，由于中国威胁要抵制这个展览会，所以一个斯大林巨幅画像被撤掉，只剩下毛泽东的画像。过去在学校里，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并排，现在只挂毛泽东的画像。在天津已经见不到中国政府机构中的苏联顾问了。”（注："John Goodyear （American Consul in Singapore） to State Department", March 21, 1952, DESP, No. 592, CIAMurphy Papers, Box 32, RG 263, NA.）又如，1953年1月19日， 美国驻巴基斯坦拉合尔领事给国务院发回一封电报，报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巴基斯坦大使在同这位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指出，他“觉得中国会摆脱俄国人的控制，但是她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依靠。”他还认为，“中国人并不喜欢朝鲜战争，但是俄国希望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原因很简单，即：如果中国人死的越多，那么中国成为一流强国并威胁俄国的机会就越少。同样地，美国人死得越多，那么对苏联来说越好。因此，为什么俄国要急于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呢？”（注：Leon B.Poullada, AmericanConsulinLahore, toStateDepartment,"Conversations with Pakistan's Ambassador toChina,re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in China",19 Jan, 1953,DESP,No.119. CIA Murphy Papers, Box 32, RG 263, NA.）再如，美国政府官员也努力通过张国焘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包括中苏关系。1950年11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罗伯特·诺思采访了张国焘。11 月1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詹姆斯·威尔金森向国务院报告了这次采访，并附采访记录。张国焘主要谈毛泽东几次被排挤以及张同他的分歧，也谈了中苏关系。关于中苏关系，张国焘作了如下的分析：“张相信，毛想同莫斯科和斯大林友好，但是毛要成为唯一同莫斯科打交道的人。目前，毛同莫斯科的分歧微不足道，但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必将扩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莫斯科控制不了毛。……过去俄国人同中共多次发生矛盾，主要原因是莫斯科总是把某个政策的失败归结于某个或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三次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八次受到（党内）警告。莫斯科从不亲自出面，而是支持中共内部的某个反对派。莫斯科总是倾向于把中国人看成是半生不熟的共产主义者。 ”（注：CIA Mruphy Papers, Box 31, RG 263, NA.）1951年1月31日，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华尔特·P ·麦康瑙吉向国务院报告《纽约时报》记者亨利·利伯曼对张国焘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是中苏关系，包括中苏两党关系史。张国焘在采访中强调，“中共不总是苏联的工具，它有独立性。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么一种力量”（注：CIA Mruphy Papers, Box 31, RG 263, NA.）。
    虽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认为中苏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长远的未来，美国政府不再热衷于拉中国以离间中苏关系，更多地采取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以压力促进中苏之间矛盾的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互为敌手，美国政府完全放弃了承认新中国的念头，全力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包括以武力威胁阻止中国解放台湾。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也曾经有人提出以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来利用中苏矛盾，但是美国政府断然加以拒绝。1950年8月，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可以促进中苏矛盾的发展。贝文指出：“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让中苏关系疏远，我也不主张我们应当努力这么做。因为假如中苏之间出现裂缝的话，它必须是在中国内部培育起来的。然而，我们应当想一想，倘若南斯拉夫无望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以及它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话，铁托会同莫斯科闹分裂吗？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挤在联合国之外，西方继续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使到了中国想同莫斯科闹独立的时候，中国也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盟。 ”（注："Messagefrom Mr. Bevin to Sir Oliver Franks Dated 11th August: Chinese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PPS 1947-1953, Box 14, RG 59, NA.）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持这种主张，乔治·凯南就是其代表。1950年7、8月间，凯南向国务卿艾奇逊提议，美国把朝鲜问题与日本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联系起来，同苏联就结束朝鲜战争进行谈判。按照他的计划，美国可以考虑以日本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台湾中立化、美国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促使法国从印度支那体面撤退为条件，换取苏联同意结束朝鲜战争和由联合国决定朝鲜的未来，等等（注：Walter L.Hixson,George F. Kennan:Cold War Iconocl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p.107.）。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这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后，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而非采取怀柔的手段，从而影响中苏同盟的政策主张似乎占了上风。1952年9 月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报告明确地指出，中苏同盟不会因为西方对华妥协而减弱，却会由于西方的压力而受到削弱（注：NIE-58, "Relatinsbetweenthe ChineseCommunistRegimeandtheUSSR: TheirPresentCharacter and Probable Future Courses", FRUS, 1952-1954, Vol.XIV,pp.97-104.）。1954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分裂中苏同盟的最好办法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共对苏联的依赖（注：NSC 5429/3, "Current US PolicyintheFarEast", FRUS, 1952-1954, Vol.XIV, pp.911-919.）。
    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政策，开始了美国对华政策“大偏差”的时期（注：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93页。）。 其目的无疑是给中国施加极大的压力，包括以压力削弱中苏同盟关系。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实施了类似针对“东欧卫星国”那样严厉的经济制裁，并希望西方盟友同它一道采取联合行动。1952年1月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备忘录中，指责英国没有严格执行对华禁运政策（注："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ofStatetotheBritish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Eden）", Washington,Jaunary 8, 1952, FRUS, 1952-1954, Vol.XIV, pp.2-3.）。1952年6月中央情报局一份绝密文件在分析对华经济封锁的效果时指出， 对华实施全面禁运，会导致中国经济困难和依赖苏联，从而增加苏联的负担（注：Special Estimate （SE-27）， "Probable EffectsofVarious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CommunistChina", FRUS, 1952-1954, Vol.XIV, pp.59-62.）。朝鲜战争结束后， 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支持对华禁运政策。例如在1954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海峡局势提交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向中国和苏联施加压力，使得中苏关系紧张。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苏联否决美国的提案，将严重损害其“和平攻势”，而如果苏联不否决的话，那么中国将不高兴，可能采取蔑视联合国的行动，从而为国际社会所不齿（注："Memorandum PreparedbytheSecretaryofState", Washington, September 12, 1954, FRUS,1952-1954,Vol.XIV,pp.611-613;"Memorandum of Discussin at the214thMeetingofthe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nver, September 12, 1954, ibid., pp.613-624.）。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压力政策，从朝鲜战争爆发到5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半岛等地方紧张对峙，其中包括流血冲突。当然这一阶段，美国政府也没有完全放弃用压力以外的手段离间中苏关系的努力。例如，1953年3月10日， 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保罗·尼采主张，利用斯大林去世，解决朝鲜停战问题， 其结果之一可能会离间毛泽东和马林科夫的关系（注： "Paul Nitze to the Secretary,Subject: ExploitationofStalin's Death",March 10,1953,PPS 1947-1953, Box 45, NA. ）。 又如， 1954年4月，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 艾森豪威尔提出利用同中国的贸易来离间中国同苏联关系的想法，尽管这最终没有成为政府的政策（注：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 - 1972,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6-109.）。
    三
    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出现裂痕并且逐步走向公开的破裂，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
    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苏的矛盾、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中苏行动的不协调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苏同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美国一直希望出现的中苏同盟破裂正在成为现实。然而美国有关机构对中苏同盟前景的分析却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显得不是那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