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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困学丛书》看史学家罗尔纲(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刘君达 参加讨论

(《人生》)
    这些充满激情的革命诗句,是20多岁的罗尔纲1926年在上海写下的,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据作者说,当时发表的这类文章不少,今天只找到这几篇了,所以叫做《沪滨剩稿》。当年的罗尔纲还很关心广大农民的命运,在“剩稿”之一的《农民运动的紧要》里,他写道:“在今日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农民,他们既饱受了经济的压迫,同时,又饱受军阀的蹂躏。兵灾匪祸,年年不绝,更加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重重的压迫。他们在这水深火热之中,流离失所,为什么竟不感觉革命的需要呢?”他呼吁青年们到农村去,去进行宣传,去组织农民保卫团和农民生产消费合作社。他振臂高呼:“青年们,我们想要增加我们革命的势力,我们想要革命加速地成功,我们起来,我们赶快拿着革命的烈火,向着革命势力的贮藏所--农村--去,把那正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心灯,蓦地燃烧起来,亮遍了这黑暗的宇宙哟!”青年时代的罗尔纲,不仅仅写些宣传革命的文章,而且还有革命的行动。在《困学丛书·记序文存》的第二辑《记事》中的《贵中旧事》和《忆浦东中学》两文中,罗尔纲追忆了这些往事。20年代初他在贵县中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新文化运动;1925年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在《忆浦东中学》一文中,他回忆说:“到五月二十九日,日华纱厂工人来校讲华工惨遭杀害的情况,同学们听了,都愤怒填膺。第二天五月三十日上午,就全体集队过黄浦江去上海参加南京路示威游行。五卅惨案发生后,我们全体同学连日都去上海示威游行,进行反帝斗争。当日同学们在烈日下汗珠迸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市民用木桶盛茶递给学生喝的情景,都还在目前。”在《贵中旧事》中,罗尔纲还提到一件饶有风趣的往事,就是他在贵县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还曾参加过话剧的演出,而且还是扮演女角呢。
    罗尔纲在年青时代就能具备如此高度的革命觉悟,在解放后能如此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共党员,绝非偶然,这是有着深厚的家庭和社会根源的。他父亲罗润亭就是位新派人物。在担任贵县参议会议长和教育局长时,就不顾旧势力的反对任命了著名的革新人物和早期中共党员陈勉恕(如心)为贵中校长,因此被旧派搅掉了议长和局长的职务。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因为此事和参加丙寅学会被广西省反动政府通缉而走避香港,至抗日战争始得归里。“贵县中学从陈如心担任校长后,就立即成为宣传五四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反对贵县封建势力的堡垒,也成为当时贵县新旧两派争夺的阵地。”罗尔纲当年就是在校长领导下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他的老师还有雷天壮,也是位革命烈士,他们的关系颇深。他和陈培仁烈士(1925年入党,1928年牺牲)更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他在《纪念陈培仁烈士题词》中写道:“我和培仁烈士,从贵县县立高等小学、县立中学以至上海浦东中学都同学。在贵中时,同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又同参加五卅运动,相知颇深”。1925年罗尔纲因病归里,于次年二月参加了陈勉恕组织的进步青年组织--微熹青年社,和旧势力进行斗争,同时回贵中补读了一学期。在这学期里,他还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下乡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1926年6月,再来上海考入上海大学。这年冬参加了反抗奉系军阀南下对抗北伐革命军示威大游行。
    罗尔纲之所以把太平天国史作为自己终身的研究课题,不能不说和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思想有关联。其故乡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他感到无尚光荣,对于出身于家乡的太平天国先烈更是感情深厚。你只要读一读他于1926年写的《石达开故居》一文,就可以找到罗尔纲从青年时代起就决心献身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原因了。他激情地写道:“今夜我对着黝黑的天边,凭吊着我故乡的先烈,当年曾为革命而牺牲的石达开。我的心潮只在泛滥,我的热血只在沸腾,我不知不觉地高歌了他当年的悲歌……唱罢了高歌,一腔热血更澎湃起来了。我的热血呀!待向何处洒?我想把我先烈反抗压迫的精神,慷慨悲壮的牺牲,织就了一枝革命的烈火之箭,射遍了黑暗的人间。”他还在孩提时代就喜欢听104 岁高龄的叔曾祖母讲述太平天国先烈的故事,凭吊先烈们战斗和牺牲的遗址。正由于他对太平天国革命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就容不得任何人对它有任何亵渎。他踏上研究太平天国的长途,就是从要扫除那些亵渎起步的。他说:“一九三一年十月,我回到家乡广西贵县。有一天,从校勘《光绪贵县志》的《张嘉祥传》与薛福成《庸庵笔记》的《张忠武公逸事》,发现薛福成完全是向壁虚造。就由于这一个小小的问题考证,使我看到太平天国史料五花八门,伪诈百出。为着去伪存真,我决心迎着满途荆棘一直去作清道夫的工作。”
    罗尔纲在文章中多次称自己为太平天国史的“清道夫”。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绝非仅仅是“清道夫”而已,但仅就对太平天国史进行辨伪考信这一方面来说,是尽了“清道夫”的功能了。百余年来,涌现出来的太平天国史料可说是汗牛充栋了。但其中鱼龙混杂,真假莫辨,既有清朝官吏为了卸罪图功而虚报,有天地会的伪托,有野史所记而未经考证的传说,有清末民初革命者为鼓吹革命而编造的太平天国史料,有无聊文人因知太平天国原有某种未传世的文件或听闻某人向洪秀全上书献策而伪造出此类文件来欺世,还有把自己的著作伪托为太平天国某人所撰以见重于世。这真是五花八门,伪作纷纭了。所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首要的工作就应对所有的史料做一番周密的辨伪考信。
    然而,以前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只要看到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就视为珍宝,加以收辑、使用。罗尔纲是第一个敢于提出太平天国史料有假的人,也是第一个动手做太平天国史料辨伪工作的人。他最早的辨伪文章,是1934年发表的《贼情汇纂订误》和《读〈太平天国诗文钞〉》。前一篇是考证有无洪大全其人。所谓“天德王洪大全”是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为掩罪而伪造出来的,而以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却深信不疑,并写入史册。罗尔纲在此文中提出质疑,后来又以确凿的证据,考证出洪大全实为湖南天地会招军堂首领,并非太平天国领袖,从而了结了太平天国史上一大公案。后一篇对黄公俊其人其诗提出质疑。此文发表后,胡寄尘发表文章,承认黄公俊是他虚构的小说人物,被凌善清录入《太平天国野史》,后又被罗邕、沈祖基编入《太平天国诗文钞》,作为信史转录。若非罗尔纲发现,假人假诗便要变成真人真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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