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几十年来从太平天国史料中剔除的伪作赝品不知凡几。这里，我们仅从《困学丛书·记序文存》所收自序中，略举数例，试加说明：其一是石达开伪诗问题。民国初期，社会上流传着石达开的不少诗作。罗尔纲经过精密考证，于1934年发表文章，指出除白龙洞题壁诗外，其余均为伪作。几年之后，柳亚子在《大风旬刊》上发表文章，说明石达开的遗诗25首中有20首是他的亡友高旭在清末为鼓吹革命而假造的。其二是被罗尔纲称之为太平天国史料中第一部大伪书的沈懋良《江南春梦庵笔记》。该书荒谬百出，如赞王蒙得恩死于1861年，却说1864年天京陷落时他仍在活动；蒙有子，而且长子蒙时雍还承袭了其爵位和职务，该书却说他无子。但由于作伪者自称曾充当蒙得恩的随从，关系极为密切，就蒙蔽了人们的眼睛，将该书视为信史，竞相引用。罗尔纲著文揭穿了这部伪书，肃清了其恶劣影响。祁龙威教授称：“这是罗尔纲同志对太平天国史料所作出的一大贡献。”其三是考证出所谓北伐援军主帅黄生才的真相。本来北伐援军主帅是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三人。黄生才仅是北伐援军的总制，属中级军官；俘获他的清朝县令为冒功请赏而把他捏造为援军主帅。不料这么一条虚假的史料，连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郭廷以也信以为真，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了。罗尔纲不但提出了援军主帅只有曾、陈、许三人的铁证，而且用剥笋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剖析得一清二楚，令人信服。其四是查清了朱九涛其人其事。有的史料上说上帝会是朱九涛所创，洪秀全、冯云山为其弟子，朱九涛死后会众才推举洪秀全为教主。罗尔纲不仅指明这条史料之假，而且从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中查明了朱九涛的身世。他原名邱昌道，是活跃于楚粤边境的义军首领，与太平天国并无关系，说他创上帝会完全是虚构的。其五是所谓太平天国起义钱的事。简又文从朋友手中获得一枚铜钱，正面有“太平通宝”四字，反面为龙虎会风云图。他认为是太平天国起义钱。罗尔纲发表《太平天国货币辨伪》一文，提出三点疑问，否定它是太平天国起义钱。简又文著文反驳。直到1959年余仲衡发表文章，指明了此钱为风云际会钱，系压胜品，在乾隆前就有了，从而从太平天国文物中又剔除了一件赝品。
    上述充分表明，罗尔纲绝不是一般的“清道夫”，而是学术探索上披荆斩棘的勇士。他给太平天国史料的可信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成就绝非仅仅是史料考证辨伪，他的研究还解决了许多重大疑难问题，并在许多研究课题上作了深而广的开拓。比如他为了笺证《忠王李秀成自述》（以下简称《自述》），几乎花了毕生的精力。正如他1980年所说的：“回首初注迄今，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皓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是从青春注到自首的。”《自述》是李秀成在9天之内单凭记忆、每天以7000 字的速度匆促写成的，误记误写或有意曲写的地方不少，再加上曾国藩的篡改，《自述》与史实不符之处随处可见。罗尔纲精心地予以全面的笺证，终于使它成为一部能读能用的信史，大大方便了它的读者和研究者。
    他在笺注《自述》的同时，还着重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李秀成为什么要写自述，并不惜写些自污之词；二是《自述》的真伪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根据《自述》的种种疑窦和李秀成曾劝曾国藩做皇帝的传说，罗尔纲提出“伪降说”，认为李秀成是效法蜀汉的姜维伪降钟会的故智而向曾国藩伪降，以期复兴太平天国的。他“伪降说”的提出有如以石投水，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1964年在全国性批判所谓“叛徒李秀成”的运动中，罗尔纲被作为批判的靶子。在大批判中，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缜挺身而出，把她从母亲曾广珊（曾国藩的孙女）处听来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即曾国藩--笔者注）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的口碑上书周恩来总理，为李秀成辨诬。到1977年，又告之罗尔纲，并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1981年《广西日报》予以披露，《人民日报》作了扼要的报道，于是罗尔纲30年来坚持的李秀成曾劝曾国藩称帝的“伪降说”终于得到了证实。
    关于《自述》的真伪问题，自《自述》公诸于世以来，不少人表示怀疑，认为这是曾国藩伪造的，或者认为是曾国藩根据李秀成的口供而篡改成的。要鉴定《自述》真伪的最佳办法是鉴别出《自述》是否为李秀成手笔；如果是，则《自述》就是真的，反之则赝品无疑。目前尚存的李秀成的16种文件中仅有《谕李昭寿手书》（以下简称《谕书》）一种可以肯定为李秀成亲笔手书。如果把两者对照，就可确定《自述》是否亲笔。50年代初，罗尔纲曾将《自述》与《谕书》及《忠王亲笔答辞》三种笔迹进行对照，以证明《自述》并非赝品，并撰文发表。但有人把这三个文件送交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得出的结果却是“非同一人之手笔所书写”，因为《谕书》写得很流畅，而《自述》与《亲笔答辞》显得生涩与呆板，因而得出《自述》为伪造的结论。罗尔纲虽然从三种文件笔迹的神韵上看出了它们的一致性，但苦于说不出个道理来。他经过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把字拆开来对照的办法。这样一拆，就明显看出《自述》与《谕书》出自同一人手笔。但为什么会这样，他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又去请教书法家。在书法家的指点下，他开始钻研唐、宋以来书家的著作，终于把书家八法弄通了，并把他所拆的笔画对照用八法理论一一加以说明。同时也说明了一个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写出“优劣互差”的字来的道理，李秀成在顺境下写的《谕书》遒劲流媚，而在牢笼中写的《自述》则潦草雕疏，不足为怪。根据这些研究成果，他撰写了《八法对笔迹的鉴定》一书（《困学丛书》第八种），取得了书法专家的同意，为尔后文献鉴定和司法定谳提供了一种鉴定笔迹的新技术。罗尔纲这种“困而学之”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也是《困学丛书》书名的最好注脚。
    太平天国史上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太平天国所施行的天历。研究这一问题，既要熟悉太平天国历史，又要在历法上有丰富的知识。罗尔纲虽然是个太平天国史专家，而在历法方面却是门外汉。怎么办呢？还是老办法：“困而学之”。他除向书本学习外，还虚心拜能者为师，使自己从无知到有知，由外行变内行。他孜孜矻矻地奋斗了40余年，写下了一篇篇论著，解决了天历的一些疑难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天历到底从何年开始？这问题通过罗尔纲等人的研究探讨，目前已有了定论，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所认为的天历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正月初一排起的说法已被否定，而确认天历从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正月初一日开始实施。二是天历的干支、礼拜较夏阳历错前一天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之谜。共有六种不同的说法。罗尔纲锲而不舍地研讨了41年，几经反复。到1983年他看到一份太平天国政府在答复英国外交人员询问时，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的材料，认为太平天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这种态度，其中必有问题，因而，我们也应取悬而不断的态度，以免陷于错误。这是科学家的态度。第三个问题是天历与夏阳历对照表应排到何时为止。有种说法认为排到甲子十四年天京陷落之年为止。罗尔纲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继续战斗的太平军余部仍到处行使天历，1974年3月， 他根据中外记载天京失陷后南方太平军行使天历的情况和《遵王赖文光自述》所记“丙申十六年秋”的太平天国纪年，认为天历应排到戊辰十八年七月初一日梁王张宗禹领导的军队在山东徒骇河覆败为止，并以此看法答复紫金山天文台关于天历应排到何年的询问。到1980年他看到新史料，在陕西作战的袁大◆部队仍“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又改定天历应排到1869年5月28日，即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梁王张宗禹余部袁大◆牺牲为止。但这并非最后的答案，因为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军一直坚持到1872年才最后失败，不过至今尚未发现他们使用太平天国纪元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