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欧何时实现向封建社会过渡，史学界仍有争论。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即中国于公元前五世纪前期的春秋战国之际实现向封建社会过渡，西欧在公元五世纪后期，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采用这一观点，仍有尚待回答的问题。如中国奴隶社会产生迟于地中海周围地区，为何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却比西欧早一千年之久？为什么最早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中国过渡形式罕见地符合历史的逻辑，一千年后，西欧却要靠野蛮人的征服才实现这一过渡？这些差别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影响有何不同？本文将中西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中进行宏观比较，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过渡的时间差
    中国和西欧向封建社会过渡存在一千年的时间差，决非偶然现象，而是奴隶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一种历史的必然。
    恩格斯在论及奴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时指出，“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然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①奴隶社会野蛮地使用奴隶劳动，把劳动者降到了非人的地位，也就把劳动贬低成非人的活动。非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不仅使大量奴隶非正常死亡，而且迫使他们用怠工、破坏工具、逃亡、起义等手段反对劳动；自由民则在道德上鄙视劳动。因此，整个奴隶社会时期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为了补充大量死亡和逃亡的奴隶，奴隶制国家必须向周围地区交往，掠夺或者购买奴隶。奴隶制国家的周围的尚处原始社会的部落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奴隶制国家与周边原始部落的交往，必然使这些原始部落获得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内部生产力的发展，而加速向文明时代过渡。这便形成一些与较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相抗衡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经常不断的较量，造成经常不断的征服与被征服，使奴隶社会呈现出恩格斯所强调的奴隶制不断发生中心转移，不断向更高阶段重复的发展趋势。②这种趋势体现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亚洲东部地区的唯一文明古国。自夏朝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在奴隶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下，奴隶制也曾多次发生中心的转移，多次向更高阶段重复。但是，东亚地区与世界其他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相距太远，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与其他文明古国交往困难。这一地区各原始部落在交往过程中所受到的是单一的中原文明的影响。加上这一地区的居民基本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居民的同根同源，也使各部落易于接受中原文明。这种交往，决定着伴随中国奴隶社会向更高阶段重复的过程，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而形成一种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使多个文明中心不可能形成，而促成了广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促成了不可征服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壮大。这样的民族融合，就不断地把本来要造成奴隶社会不断向更高阶段重复的力量，转化为抗拒外来征服的力量，因此，它把奴隶社会不断向更高阶段重复的动力转化为这种重复的阻力。所以，中国奴隶社会经夏、商、周三代向更高阶段重复之后，就没有一种力量能使它再次向更高阶段重复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表明奴隶社会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周边的蛮、夷、戎、狄各族也不断进犯中原。当时，华夏族长期形成的内聚力使各霸主能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团结各诸侯有力地抗击外来入侵。长期受中原文明影响的各原始部落也较容易形成对中原文明的向心力。“攘夷”战争常使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居杂处，相互交往，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有利于打破各民族间的地域界限和心理界限，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有利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而不利于它向更高阶段重复。战国时期，封建社会初建，七国互争雄长，封建制度并不巩固。但是，也没有形成足以与华夏族抗衡、能把新生的封建社会扼杀在摇篮里的力量。七国争雄的结果，不是奴隶制再次向更高阶段重复，而是促进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的建立。
    可见，东亚地区在一元化文明的作用之下，促进了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使奴隶社会不可能在反复向更高阶段重复的过程中长期延续。因此，中国在奴隶社会发展还不够充分的条件下，就向封建社会过渡了，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封建国家。
    西欧各国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环境和条件与中国很不相同。西欧与西亚、北非、东南欧这些人类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相距很近，且有地中海把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水陆交往十分方便。通过地中海东部地区与南亚文明古国印度的联系也较中国方便。经由地中海、黑海或经北海和波罗的海与东欧、北欧的联系也不十分困难。另外，亚洲北部和中部的各民族向中原地区发展受到强大的华夏民族的制约，往往被迫西迁，与东欧各民族发生联系，也直接间接地与西欧发生交往。对西亚、北非、东欧、西欧各尚处原始社会的民族来说，他们所接受的先进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可能接受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甚至古代中国文明的影响。多元文明的影响，多种力量的作用，使在广大范围内进行民族融合成为不可能。一些部落吸收多种文明的因素，融合为有自身独特文化，独特生活习惯的较小民族。因此，不可能形成以一种文明为核心的内聚力。这对地中海周围的文明古国来说，只能造成频繁的外族入侵，而抵抗外族入侵的力量，由于没有融合成足够强大的民族，又相对的弱小，这就使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奴隶制得以在反复发生中心转移，反复向更高阶段重复的过程中长期延续。
    公元前六世纪以前，地中海周围的奴隶制还是在西亚、北非的较小范围内发生中心的转移和向更高阶段重复的过程，促使一些地区性奴隶制的大帝国的形成。到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征服埃及、西亚和印度的一部分，并把势力伸向欧洲，奴隶制开始在亚、欧、非三洲的邻近地区发生向更高阶段重复的过程。公元前五世纪，在希波战争中，波斯惨遭失败，奴隶制的中心开始转向东南欧的希腊。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广大西亚和北非地区，开始了“希腊化”时代。所谓“希腊化”并非以希腊民族为核心，对西亚、北非各民族的融合，而是较大范围内更密切的交往。应当说，这时奴隶制的中心转移到了东南欧了。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初，罗马征服了环地中海的亚、欧、非三洲的广大地区，形成了环抱地中海、地跨亚欧非三洲的“世界帝国”，奴隶制的中心转移到了西欧地区。这是几千年来地中海周围地区奴隶制反复发生中心转移，反复向更高阶段重复的最终结果。
    在罗马帝国统治环地中海的亚欧非三洲广大地区的数百年中，帝国政府对被征服民族实施罗马法，推行拉丁语，赐给被征服者以罗马公民权。这些罗马化的政策，虽严重打击了被征服民族的民族传统，但这些政策“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③罗马帝国未能用一种民族精神把全体拥有公民权的人联结起来，“只有一个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④很明显，在地中海周围地区，奴隶制发生中心转移和向更高阶段重复的过程中，始终未发生大范围的民族融合。这一过程，使罗马奴隶制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成为垂死的奴隶制，要求以新的封建制度代替它。但是，奴隶社会长期延续的结果，造成奴隶主阶级拥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奴隶制的传统和习惯根深蒂固，封建制处于难产状态中。虽然，罗马帝国境内奴隶和隶农起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罗马奴隶制却能苟延残喘几百年之久。直到公元476年，才借助日耳曼蛮族入侵的力量，最终推翻西罗马帝国，实现向封建社会过渡。
    可见，在地中海盆地，活跃的多元文明的作用，妨碍了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反而成了奴隶社会向更高阶段重复的有利条件，使奴隶社会发展到很成熟的程度，而封建制度却难以产生。故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近千年后，西欧才进入封建社会时期。
    中国和西欧奴隶社会的发展都服从于奴隶社会的发展规律，出现了中心转移和向更高阶段重复的过程。奴隶社会向更高阶段重复的推动力是外来民族的征服。东亚地区由于单一文明的作用，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民族融合，形成了强大的华夏族，这就把奴隶社会向更高阶段重复的推动力变成了制动机制，使奴隶社会不可能长期延续，必然更早地向封建社会过渡。在地中海盆地，由于多元文明的作用，难以形成类似华夏族那样的强大民族，因而造成奴隶制反复向更高阶段重复的有利条件，使奴隶社会长期延续，封建社会难以诞生。所以中西封建社会产生的时间差达千年之久，这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