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社会的不同起点
    不同的历史环境导致中国和西欧向封建社会过渡不仅有一千年的时间差，而且过渡的形式也很不相同。正如马克思所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的起点也就是比较研究它们从前封建社会承继下怎样的历史环境。历史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结果。
    中国和西欧在奴隶社会崩溃时期，社会内部都产生了封建关系的萌芽，但其命运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当春秋时期采用奴隶劳动完全没出路的情况下，一些奴隶主被迫改变剥削方式，把剥削奴隶变成剥削独立经营的小农。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剥削地租。史籍所提到的“隐民”、“私属徒”、“宾萌”、“族属”等，都是由奴隶或破产平民转化而来依附农民。剥削这些依附农民的奴隶主也变成了封建地主。一个新兴地主阶级在奴隶社会母体内产生了。这个新兴阶级的壮大，导致封建社会形成。在西欧，罗马帝国后期，奴隶主阶级采用大量解放奴隶，把奴隶变成自由人的办法来摆脱奴隶制的危机。因此，罗马帝国后期也出现了封建因素，即剥削“隶农”的大地产制。“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11）奴隶大量被释放变成自由人的结果，是社会上进行生产劳动而受鄙视的人口大量增加，即不愿生产劳动的人大量增加。虽然“隶农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但这种封建因素并不是垂死的罗马奴隶制出路。相反，它使生产停顿，使罗马社会陷入绝境而不能自拔。日耳曼蛮族的入侵最终推翻了罗马奴隶制，才使社会从绝境中走出来。中西奴隶社会内部封建因素的不同命运，不仅决定着它们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类型不同，也决定着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点不同。
    首先，是封建政治的起点不同。由于中国奴隶社会内部的封建因素得以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中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主要是从奴隶主阶级中分化而来。因此，这个新兴阶级具有较强的政治经验和能力，能在较自觉地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有效地进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春秋末期，田氏夺取齐国政权；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广泛被史家视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事件。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以及韩、赵、齐、燕诸国的改革也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建立和完善自己政权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把奴隶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政治思想，改造成建立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理论依据，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国按照历史发展正常规律向封建社会过渡，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政治起点较高。西欧的情况与中国不同。当日耳曼蛮族征服西罗马帝国后，其氏族贵族、军事领袖和下级军官自然成了封建统治者。他们既没有统治一个国家的经验，更没有建立封建国家制度的某种自觉性。但是，“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民族制度不相容的”，征服者“既不能把大量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的进行。”（12）故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国家制度是很原始的。封建制度的其他方面也经历了长期发展过程才逐渐完善起来。如在征服过程从瓦解的氏族公社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公社与罗马奴隶制庄园综合为封建庄园制；把日耳曼人的家长制奴隶制和罗马隶农制综合为封建农奴制等。所以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后，经历将近五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封建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而且在封建社会很长时期，西欧各国政治上处于分崩离析的小国林立的状态。可见，日耳曼因素与罗马因素综合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复杂过程，使西欧封建政治制度发展的起点极低。
    其次，是封建经济起点不同。由于中国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形式属于常规型，其经济没有因奴隶制垂而不死、奴隶和平民起义反复发生而遭到破坏；也没有因野蛮民族入侵而遭摧毁。封建社会较好地继承了奴隶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和繁荣的城市。随着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建立，经济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使中国很快具有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经济实力。丝路开辟后，中国向外输出除丝绸外，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输出钢铁和钢铁技术。古罗马学者普林尼在他的著作中曾称赞中国钢铁是卓越的产品。可见，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起点是较高的。在这方面，西欧的情况完全不同。“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13）日耳曼人带给西欧封建社会的只是原始的粗放农业和刚起步的手工业。这种状况，使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那时欧洲被压到很低的水平，一切都得再从头做起”（14）。
    第三，是封建文化的起点不同。由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主要来自奴隶主，因而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把奴隶社会的文化承继下来，加以发展。他们通过“百家争鸣”不仅为封建制度的诞生和巩固作了舆论上的准备，而且为封建社会培养出了一支知识分子队伍。这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不仅保证了封建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且为封建社会长治久安制定了基本政策--重农抑商。因此，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起点也比较高。西欧在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阵痛中，“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15），除了从古代继承了基督教外，别无长物。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16）。这种文化发展的极低起点，使封建社会时期文化极端落后，被称为“中世纪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