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敦煌学的发轫及学术渊源
    对于敦煌学发轫的时间与标志，学术界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
    1.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个劫取藏经洞文物的西方探险家，所以一些外国学者就把1907年斯坦因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
    2.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一些敦煌写卷及照片后，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年就整理刊布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王仁俊）、《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沙州文录》（蒋斧）。因此，有人认为敦煌学当发端于1909年我国学者对藏经洞文献的整理。
    3.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期间，曾浏览过敦煌千佛洞，并于1902年在汉堡的东方学家大会上介绍了莫高窟美术，有人认为这是对敦煌艺术的最早评述。针对这一看法，我国有些学者提出：早在清朝雍正时代（1723-1736），光禄少卿汪漋在督修沙州城时，就已用诗歌赞颂了莫高窟艺术。在嘉庆年间（1796-1821），著名地理学家徐松也曾游历过千佛洞，并在其名著《西域水道记》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敦煌与莫高窟的材料。据此，敦煌学最早应发轫于18世纪中晚期。
    4.藏经洞发现后第三年（1902），身任甘肃学台的金石学家叶昌炽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瀚等人赠送的敦煌写卷及绢画，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文物的学术价值，除立即建议甘肃省当局尽快转运文物外，还在其所著《语石》一书中对所见敦煌写卷及绢画作了介绍与初步考订。因此有人认为叶氏的研究为敦煌学的起始。
    5.1929年，历史学家陈垣（援庵）先生编成《敦煌劫馀录》，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此书所撰《序》中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许多人认为，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敦煌学由此正式发端。
    6.有的日本学者在近期提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曾在1925年的一次会议上使用过“敦煌学”这一名称，早于陈寅恪，因此敦煌学的正式发端应从1925年算起。
    笔者认为，上述六种看法，除末一种未见有正式文字资料可加证实外，其余均似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各有欠缺，不够科学。因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必有自己产生的学术渊源，从发轫到正式形成应有一个过程，而不可能在某一天某一刻突然宣告诞生；只有具备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较为完备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这门学科才算是基本成熟。莫高窟千佛洞已在敦煌绿洲中耸立了一千多年，其间虽偶有对其洞窟内容及相关史地作介绍者，但并没有在20世纪前产生一门“敦煌学”，其理由即在于此。敦煌学的发端，无疑是与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密切相关的。正是藏经洞内大批5至11世纪的珍贵写本， 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烈兴趣与关注，首先兴起的也正是对其中一批传统意义上的四部书的整理与刊布，然后是对其中佛经等宗教典籍的编目整理。因此，尽管早已有人注意到莫高窟千佛洞的壁画及塑像，也尽管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与《敦煌石窟笔记》已开外国学者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之先河，总体来看，在本世纪30年代前，敦煌学主要还处在“敦煌文献整理”的初始阶段。
    也有人认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敦煌学”仅是一个不够科学的名称，认为它所涉及的至多只是“中国古代文献学”或“艺术学”中的新材料、新课题而已。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并没有弄清一门新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也还没有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这段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这段话的关键就在于三个“新”字上，即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形成“学术新潮流”。这是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大背景下的崭新的学术潮流。具体地说，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来讲，主要是用西学的理论、方法、角度、眼光来审视新发现的东方文献与艺术品，这里要特别注意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知识及技术手段（如绘图、测量、摄影、化验等）的应用，也要注意他们提出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上的新问题；而对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来说，则是努力冲破闭塞状态，通过交流等新手段（甚至走出国门），积极搜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并开始注意吸取西方学者的成果，借鉴他们的手段，然后采用乾嘉以来传统的目录、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基本方法来开展研究；日本学者采用的方法基本上与中国学者相同。所以陈寅恪先生称之为“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是否可以这样说：敦煌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其学术渊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汇、碰撞之中逐渐形成的。敦煌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新学，是中外学者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基础上共同创建的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对于西方学者来讲，它归属于“汉学”或“东方学”的大范畴；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它又是西渐之新国学。
    总之，从根本上说，敦煌学确实应发轫于1900年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这块学术园地经过中外学者近30年的共同开垦，于30年代初基本成形；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如今已是万紫千红、硕果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