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最近几十年，尤其是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谓近20年中国人文科学独领风骚的一个领域。
    在师辈启迪和社会需要推动下，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东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过渡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成为我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1984年，阴法鲁教授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1987年我开始就《中华民族的含义与中华民族起源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是受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和对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也提出了“多元集合体”的观点。不久，费孝通教授召我，说已读过我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应是“多元一体”。1989年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自此，我便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先后协助费老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个人专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在我关于中华民族研究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以来，学术界师友给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费老、苏老，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他们一再勉励我坚持研究，并指出综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成果一炉共冶，从而得出自己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也很对头。这些支持和勉励，使我在自己学业根底不深且研究条件有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坚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
    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已发的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
    1.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
    2.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的发展特点。
    3.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就呈现出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
    4.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
    5.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
    6.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了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大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到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
    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