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仅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复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我在许多场合都讲到过这样的认识，在《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一文中，曾对此加以总结，提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近代以来史观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观点并非我的发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也各具特征[7]。 傅斯年继之于 1930 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1941年，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古代部族集团”[8]。
    上述诸说，对考古研究的促进是非常明显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办人，中国学者进行的最早的考古发掘就是由他支持下开展的。他关于“新史学”的主张对古史研究有相当的推动。徐旭生先生参加过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开创了“夏墟”调查和“夏文化”研究。后来，考古学界开创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苏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学生，追溯起来，受他的影响最大。
    众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中华文明起源有多个中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对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特征，我在《中华文明研究初探》一书的第118 页曾做如下概括：“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适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旧石器时代已显出来的区域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为不同的区系，各区系中又有不同类型与发展中心。而神话传说中，远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及崇拜的图腾也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考古文化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揭示了远古各部落集团的存在，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多源特点的科学基础。”
    我所以强调考古与神话传说的“相互印证”，就是为了改变“考古自考古，神话自神话”的两分局面。中国没有发达的神话，或者说，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传说，即古史的一部分。诚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掺杂神话的传说（Legend）与纯粹神话（myth）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古史传说并不是纯粹的神话。但中国的古史传说至迟到战国时期就有了总结和归纳，表明不同来源和世系的各区域文明渐渐向一体发展。
    下面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划分，其与远古部落集团的对应文化，及各区系间文化的内外互动、融汇等内容，详为叙说。这是综合我以往发表的多篇论文而成的，同时针对考古研究的新认识（如碳14重新测年数据），结合最近的考古发现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密集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之上，我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发展结构的总体认识也因之日趋精确和完善，这些不断丰富的新知识更细致描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特点、多元特点以及由多元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三
    据地质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公元前1万年左右进入冰后期， 开始了全新世，人类的历史也由此进入新的纪元。
    1987年8月，考古学家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一处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说明农业已经萌芽[9]。此外， 江西的仙人洞下层和广东的玲珑岩和西樵山等地也都发现了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虽然我们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约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发现，但已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点。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国比较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等条件来推测，我相信未来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我国也是探寻农业起源的最佳地区之一。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7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几乎已是遍布全国各地，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地区的大地湾和老官台文化，中原地区的裴里岗和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这些新的发现不仅突破了“黄河一元中心论”的传统认识，更丰富了“满天星斗说”的内涵。苏秉琦先生将这些成果归结为“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