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 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到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的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 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州市）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为代表，蒙古人种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从这些细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
    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属晚期智人的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与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 4]。
    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
    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到底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出明确的连续性。
    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的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 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5]。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 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是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
    故，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