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何以肯容纳共产党政治犯呢？
        早在1931年2月10日，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东北时局时即说共产党里“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页）。恰巧此时“非委”北方组织在天津遭破坏，吴雨铭、李希逸等被张部逮捕在案。张学良对共产党人的取缔方针，只限于取缔“暴动分子”，而对“研究学者”型的共产党人则似乎明显宽容。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主办被捕共产党人案件的便利，使被捕党人尽快出狱，又逐步吸收他们进入东北军总部机要部门，进而成为张学良的智囊人物，受到器重。据罗章龙晚年回忆，先后进入东北军的共产党人约20余人。东北军“非委”组织的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为核心，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开封）任教的罗章龙的领导，“处处照顾到我党在当时的政策”（据《黎天才自传》未刊稿），继续从事政治斗争。
        或许有人会问：东北军“非委”成员的活动是否算作组织行为？其实，一切非法秘密组织的地下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密谋性质，多半是先有人员、有行动，才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再经上级组织认可。在特殊环境下的非常行动，很难讲求正常条件下规范的组织程序。“非委”成员既然不容于赤白双方，其密谋性质更为明显，更没有必要将人员登记造册，确立组织名称，否则一旦暴露，其后果不堪设想。“非委”进入东北军的成员，都经历为中共党内和北方“非委”组织生活的约束，多年来目标一致，高度默契，严守秘密，相互配合，形成有力的群体行动。这样的群体，当与政治组织无异。
        张学良研习共产党学说的三位伴读
        张学良于1934年1月8日由欧洲返国抵达上海，发表谈话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倡言仿效德、意法西斯，实行领袖独裁，武力统一中国。2月，张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翌年3月改任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张虽追随蒋介石“剿共”，却又担心内战招致日本加剧侵华，亟欲抗日而不可得，深陷愁城。为谋求出路，寻觅人才，张学良将目光转向共产党，潜心研习共产主义学说。在百忙之中，张学良经常要伴读者随车为他讲解。
        为张学良随车辅导共产主义学说基本知识的前共产党人，首先应该说到潘文郁（又名问友、闻友、冬舟、东周）。潘是湖南人，中共早期党员，留苏学生。回国后任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编辑《布尔什维克》，被向忠发倚为“文胆”，署名向的文章多出自潘的手笔。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反文化“围剿”斗争。在《世界月刊》、《新思潮》等刊物发表的6篇万言长文，论题涉及中国经济性质、经济发展、经济改造、中国工业、对外贸易等，几乎涵盖中国宏观经济领域。1931年，潘文郁被捕自首，被中共明令开除党籍。此时恰逢老友黎天才。经黎安排，潘住进北平城东一所公寓，主持《北方公论》周刊，宣传抗日，并为张学良之不抵抗行径辩护。黎设法出版潘文郁接续陈启修所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分册（第二、三篇）、第三分册（第四篇）。黎潘之交深厚，相顾相惜，潘得黎引进，遂入东北军。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将潘“拉出来”为中共做东北军的情报工作。1934年秋中共河北省委杨青林案牵出潘文郁，并缴获大量证据。张学良仍欲保护潘，卒在蒋介石一再严令之下，被迫将潘处决。潘临刑前夕写数万言遗书，交张后从容就死。张学良以重金抚恤潘妻及两子，不无痛惜之情。
        黎、潘在张学良幕中，虽彼此心照，但终未捅破各自的组织关系。本书说得好：黎潘“既有惺惺惜惺惺的相知，又有各为其主的心计”。他们互相利用，绝不露出各自的组织底细。“一黎一潘，真格的殊途同归，把对蒋介石已灰心的张学良推上了‘革命道路’”（见本书第64页）。潘死后，北方特科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已前功尽弃，黎天才等都始终按照“非委”的路数，在策划着东北军的行动。
        继潘文郁之后，黎天才按时随车为张讲书。不久，吴雨铭成为张学良研习马列学说的伴读。吴是中共早期开辟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他的讲解使张学良更加真切了解中共早期历史和工运工作业绩。
        下边是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中对三位伴读情形的描述：
        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潘文郁、黎天才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他住在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湖广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每次要40多分钟。张常要黎随车给他讲课，盛夏挥汗如雨，也不停止。潘案发生后，张带潘、黎去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只10来天，张请潘讲国际共产党历史，共讲了三四次，每次都在一小时以上。熊谷康是张学良在武昌结识的日本朋友，熊谷说张“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潘案未了结前，张学良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已有初步的了解，对阶级斗争与工人运动实践更有兴趣。说黎天才的讲解是洋秀才上课，要黎找一位办过工运与工人共同生活过的人为他讲工运和阶级斗争。黎找来了吴雨铭。（《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
        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蒋介石数次与张学良商讨，令张主持西北“剿共”军事。据《黎天才自传》叙述：
        张曾考虑至再，我当时坚决主张接受这个命令，我主张的出发点，有些英雄主义的出发点，认为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同时也可以接近我党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力，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
        他（张学良）那时读了一篇陈绍禹同志写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口诵心唯，逢人便说……他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他并对我表示要请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工作，记得当时我曾推荐了罗章龙等人。
        显然，张学良已将学习马列主义融入了他的政治实践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