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兵变方案及其意义
        1935年秋天，东北军开始移师西驻，张学良出任西北地区“剿总”副总司令。“非委”成员立足西北，策划未来行动计划。1936年4月到秋天，罗章龙两次西行期间，均与东北军中的“非委”全体人员见面，对当前时局交换意见。经长时间反复磋商，初步拟定两项计划：
        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
        这是一个既有近期行动又有远景设计的方案。张学良何时接受这一方案？本书作者认为在1936年4月下旬，而非在此之前。4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于延安。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详报会谈情况，指出张学良虽然防范蒋介石，但尚无反蒋迹象，张明确表示“现在反蒋做不到”。4月26日，张学良与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谈话时，态度大变。刘鼎从4月27日到5月2日，先后三次向中共中央密报张的惊人变化：“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迁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到了6月，张学良甚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见张闻天7月2日给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8月9日，中共中央致张信，竟称张为“同志”。这与黎天才与罗章龙在青岛会晤时所谈张“近来倾向革命”情形完全一致。这个惊人变化，显然同4月10日以后罗章龙进入西安与张学良会晤，并同东北军“非委”成员共商大计有密切关系。
        当然，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前共产党人的兵变计划，不完全是后来发生的捉蒋兵谏。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捉蒋行动。依然把西北大发动的时间延至一两个月后，并告知中共方面，让处境十分艰难，准备二次长征的中共红军再坚持一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紧接着，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督促剿共，透出调换将帅的部署，镇压学生抗日运动，诸多因素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捉蒋行动。张学良下定捉蒋决心后，黎天才知晓这一变化，派孙菩缘返山东“探亲”途中将此消息秘密通报罗章龙。罗回忆说：“十二月上旬，普爰密简报道：‘众意已决，立即付诸行动！’越二日而兵变爆发！”（见《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能否认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局外”得知消息而静候发动者，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延至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京，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这些前共产党人必然预见到大势已去，几年的惨淡经营蓄势待发，如今悄然划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标志着东北军“非委”秘密组织从此终结。这些前共产党人，作为张学良幕中的僚属，不可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诚如本书所论：即使是张学良，“虽有惊天动地之举，在中国的政治棋盘中，也不过是一粒受人拿捏的棋子儿”。“少帅本来是把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而事实上却成了被所有人弃置的卒子”。“然而，毕竟还有人记挂着他是‘千古功臣’，而那些当年出没在他身边的同样有功的智囊，却多是身名俱灭，几乎无人记取了”。（本书第115-116页）吴雨铭1949年入狱，1959年死于江西第一监狱；黎天才1955年因潘汉年案株连入狱，判无期徒刑，1961年瘐死狱中；李希逸流亡美国，1996年悄然去世。
        本书结语最后一段话说：
        我们想说的只是，在丙子年间的长安风云中，有这么几个不该被遗忘的人，也做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他们曾经是共产党人。（本书第117页）
        这个评价，似乎有些含混。这些前共产党人给予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抗日战争，也有功于当时势单力孤深陷泥潭几乎没顶的中共日后的复兴，进而导致江山易主。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本书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本书除引言、结语外，将论人、叙事分成2块9篇，论人者5篇，叙事者4篇，围绕同一中心，各篇之间多有重复雷同文字，读来不无累赘之感。第二，文字有疏漏，如结语叙及斯大林“一石三鸟”策略时，说“斯君之话深深地刺伤了张学良”。读书至此，到处寻找“斯君之话”，然而到底也没有找到。这个疏漏，是不算小的。
        “非委”的话题所引出的质疑，一定不少。作者目前仍在继续探索这些问题，我期待着并且相信他们会有更新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