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罗章龙秘密会晤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非委”最高领导人罗章龙数次会晤。时间从1935年春到1936年秋。
        罗章龙（又名璈阶、仲言、文虎），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中共北京小组发起人之一，中共三至六届中央委员，工人运动的领导者。1931年1月，罗章龙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出党，愤而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与王明集团的新中央抗衡失败，无法在上海立足，遂转入北方，在奉系天地里隐匿两年。1933年重返上海，旋即被捕。幸得蔡元培等出面营救获释，北赴开封河南大学，先为经济系主任，后为教授。此时，北方“非委”成员黎天才、吴雨铭等人已先后进入东北军，成为张学良所倚重的心腹。张学良从潘、黎、吴三位伴读者的讲述中，已对中共工人运动领导者罗章龙的名字不再陌生。此后，张学良向黎天才之妻孙菩缘（普爰）打听罗氏，孙如实相告，使张产生与罗会晤的愿望。就主观思想而言，张初步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后，萌生会见共产党高层学者的想法。就客观处境来说，张正身陷逆境，谋求打破僵局，亟愿与罗章龙面商对策，寻找出路。据本书作者考察，张罗会晤共有三次：
        第一次会晤，1935年4月23日，张学良到开封校阅驻军，随后往访河南大学会见罗章龙。
        第二次会晤，1936年4月上中旬，罗章龙以率领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参观访问为名，到西安、华山游览，借机与张学良晤谈。
        第三次会晤，1936年夏历7月，罗章龙有西行之举，并遗诗：“晓行原野瞥经过，驰骤风烟渡大河。东望潼头西大散，商鞅前事感人多。”
        张罗晤谈内容，本书作者依据罗章龙生前所写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70年代后期稿，未刊）、《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约80年代稿，未刊）等回忆资料，作如下的叙述：
        开封会晤，张学良坦率陈述“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张罗“彼此对话范围涉及很广”，谈到了“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
        第二次西安会晤，罗章龙不止一次提到张学良对他的邀请。张学良“介绍东北大学情况，同时又涉及大学学制改革问题，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感兴趣”。张希望罗能“到东北大学讲学，藉便朝夕‘聆教’”。所谓开发西北的真正含义，今天看来另有深意，当为张诚心邀罗共举大事，而非一般意义的延揽人才。西安方面后来正式向罗送上东北大学聘书，罗亦同意于1936年秋后束装西行，卒因身体欠佳未能成行。
        1935至1936年间，东北军“非委”成员之间的密谋策划，多以吴雨铭、李希逸穿梭来往于西安开封之间，与罗章龙进行联络。其间，罗章龙与黎天才的一次秘密会晤，则巧妙的安排在1936年夏季的青岛海滨。据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一文中写道：
        暑假期间往青岛避暑，寓汇泉山东大学，北大旧同学孛爰夫妇来访，原来孛爰此番来青访文主要是报导东北军方面同志工作情况。
        孛爰，是黎天才孙菩缘夫妇二人姓名的隐写，文，则是罗章龙别名文虎之略称。据罗回忆，会见时黎天才所谈要点是“汉卿为人通达事理，近来倾向革命，主张打破现状，亟思冲决罗网，为革命出力，察其为人，可与共事。他现有精兵三十万，武器精良，训练良好，久戌思归，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学运工作纪略》）罗章龙的意见是“宜从政治思想、组织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功夫，方能水到渠成”。“事宜迅速以赴事机，同时应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们，选定好一个大题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罗章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看来，罗黎青岛会晤，乃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谋划西北大局的一步要棋。虽然细节隐去，还是可以看出大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