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在日本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中，出现了“这场战争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引发的非计划的、非预谋的事件”的论调。（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高桥秀直在其1995年出版的专着中声称：“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开战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与主张和清朝武力对抗的陆奥宗光及陆军将领相反，是试图保持和清朝的协调的。”（注：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514页。）这表明， 现在探索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
    战争是政策的维续，又是贯彻和执行政策的手段，而甲午战争正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了对外扩张的蓝图--“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全世界。（注：《田中义-奏折》，见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征服朝鲜。其原因在于，侵略朝鲜不仅是日益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要，还在于它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明治政府成立之初，统治阶级内部即有人提出“征韩（朝鲜）论”，只是由于当时日本人民斗争处于高涨阶段，人心动荡，加上明治政府财政困窘，“征韩论”不得不暂时收敛。至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驻俄公使{k5j605.jpg}木武扬就保举驻朝鲜公使问题在写给外务卿的信中说：能不能统治朝鲜，是“直接关系到（日本）对亚洲近邻国家树立权威的大事”。（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131 页。）因此，“乘大好时机，使我国着手对彼（朝鲜）施加威福，这实在是我国政治上一件大事”。（注：《岩波讲座日本近代历史》，131 页。）所以，他特意推荐花房义质担任日本驻朝公使，以便于掌握朝鲜的政治动向，扩大其对朝鲜的侵略。
    继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港口后，日本在朝鲜首都汉城设立公使馆，加紧干涉朝鲜内政。1882年7月，汉城发生士兵起义，导致“壬午兵变”。同年8月，日本政府派4艘军舰和1个大队（营）的陆军护送公使回汉城。日本还趁势迫使朝鲜先后签订《济物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对朝鲜的侵略。
    1882年8月签订的《济物浦条约》规定：要朝鲜限20 天内捕获“凶手”，“严惩巨魁”，并允许日本派专人参与管理。朝鲜负责给日本修建兵营，还必须派出政府大员，专程携带国书到日本谢罪等（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0页。）。这一条约的订立，使日本首次获得在国外驻兵的权利，这是日本具体入侵大陆的第一步。同一天，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本修好条规续约》。它规定：已经开港的元山、釜山、仁川各港，要扩大到周围50里， 两年后再扩大到100里；从1882年以后， 杨花镇开市。 （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0页。）。
    1883年7月，日本于汉城签订包括47 项内容的《日本人在朝鲜贸易规则》，使其对朝鲜的侵略活动又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其中规定：（一）日本商船驶进朝鲜港口时，朝鲜海关须予保护并提供种种方便，所需费用由海关支付。（二）日本人在朝鲜各通商港口，为搬运货物，或迎送客人，可雇用朝鲜的车船脚夫，朝鲜官吏不得干涉。（三）日本船上乘务人员及游客自用物品上陆或装船，均无须请求海关批准。（四）日本军舰及其他属于日本政府的船只，装载物品驶入朝鲜通商港口时，不必办理手续。（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845》，上，91页。）这些规定，为日本掠夺朝鲜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提供了切实有力的依据。
    尔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意干涉朝鲜的内政，加深朝鲜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的分裂，从中渔利。日本还通过1884年的“甲申事变”，力图扶植朝鲜亲日派制造傀儡政权，以独霸朝鲜为它的殖民地。1885年4月，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关于朝鲜问题的《天津会议专条》。其中规定：“将来朝鲜倘有变乱重大事件发生，要求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时，彼此应事先互相行文知照，事后即行撤走，不再留驻。”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一份照会中声明：“对在朝的中国官兵之不小心及官兵伤害日民之事，俟查明依法办理。 ”（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1979年版，256页。）日本通过这些条款， 迫使清政府默认它在朝鲜的地位，从而攫取了对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
    二
    当日本对朝鲜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达到一定目的之后，便把矛头对准中国，急切通过武力手段，去实现其即定目标。为发动战争，日本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概括起来，主要采取以下诸端：
    第一，对军人实行“武士道”教育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与西方国家的军队不同。这种常备军不称为国防军而称“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强调效忠于天皇。1878年以当时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第一条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并将这一条定为日本军纪的根本。1882年，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义发布了以1878年《军人训诫》为基础的《军人敕谕》，再次重申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规范。
    “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是：（一）强调主从关系中的所谓“忠节”，封建武士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自己的主君，为主君坚持封建的节操。（二）强调武勇。封建武士必须磨练武功，武艺，以杀伐为“荣”。（三）强调崇拜日本军刀，把它看作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物质表现。（四）强调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须敬神信佛。日本封建“武士道”的主从关系，本是效忠于封建武士首领的。明治政府建立后，为了加紧控制广大士兵，1881年建立了为士兵之“禁锢”的宪兵制度。将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在军队内外大力宣扬这种“武士道”精神，并且加以美化，冒充为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的士兵和人民。这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要军人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是崇拜天皇、军人精神的体现。
    为了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1890年10月颁布了《教育敕谕》。这是继《军人敕谕》之后，以天皇直接命令的形式，钦定国民教育主旨。它一经公布，日本的学问、思想、信仰就完全失去了自由。（注：（日）井上清、铃木正四着：《日本近代史》，84页。）第二，疯狂扩军备战
    为了最有效地推行“大陆政策”，日本必然要加紧扩军备战。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一）重视发展军事工业。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以来，为确保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规定凡是军事工业以外的工厂、矿山、运输业等都要为军事工业服务。由于强调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在武器制造上，有的已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日本在1889年改进的二十二年式封田连发铳，其性能已达到和超过国际水平。（二）加强军制改革。1885年，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一批军火军阀从欧洲游历回国后，按照德意志军国主义军制改编日本军队，改进军队装备，加强陆海军建设。从1886年起实行的“兵制改革”主要目标放在对中国作战所需的战备上，确定了常备队、补充队和后备队三种队伍。（三）参谋本部海军部官员在1887年提出对华作战的方案。最近，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塚明先生，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左藤文库中发现6 个对华战争的方案。其一，《征清方案（征清方策）》，执笔者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1887年12月30日；其二，《对策》，执笔者海军少佐岛崎好忠，1887年12月；其三，《对策》，执笔者海军大尉三浦重乡；其四，无题目，执笔者海军大尉日高正雄，1887年12月30日；其五，《阐述对策意见》，执笔者海军大尉佐佐木広胜，1887年12月28日；其六，《对策》，执笔者浪速舰长海军大佐矶部包义，1887年4月 20日。（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上述6个作战方案，总体内容是以攻击渤海湾， 并以进攻北京为中心。在《征清方案》中，樱井首先把海军舰队分成第一、第二及炮舰队3 支舰队。其中第一舰队为扶桑、浪速、高千穗、海门、天竜、筑紫、大和、武藏、天城、山城、近江等12艘。天城、筑紫、小鹰号用作哨舰；山城、近江用以通报兼军需船；肥后、纪伊、越中、赖朝4条船用作搬运石炭。第二舰队为金刚、比睿、清辉、日进、 春日、筑波、竜骧7艘舰。东海、尾张、玄武、青竜4条舰用作军需船；秀吉、伊势、芙蓉用以搬运石炭。炮舰队包括磐城、鸟海、摩耶、爱石、凤翔5艘。第一舰队、 炮舰队加上陆军的混成旅团组成“先头部队主力”。这个先头部队的任务，是攻击中国的北洋舰队和旅顺军港，使大连湾以西即金州半岛变成日军进攻北京的第一根据地。第二舰队作为“先头部队支队”，其任务为防御中国的南洋舰队，确保通往中国的海上交通，解除日军进攻北京的后顾之忧。在初次进攻达到变金州半岛为据点的目的以后，后绕的大部队便在直隶抚宁县、洋河口附近登陆，以便顺利达到进攻北京之目的。在这一策略中樱井记述了首先攻打旅顺的理由，即金州半岛和山东半岛以及众多的岛屿构成了渤海湾的自然门户，中国海军倚旅顺、威海、芝罘三港鼎足而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航行于渤海湾的日本船舰的安全，就必须先打旅顺。不单是海军舰队，还和陆军共同作战的理由是：从日本和中国海军的比较来看，日本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让陆军登陆，从背后攻打中国炮台，支援舰队。显然，樱井的作战构想中没有设想日中在朝鲜的冲突，这一点与实际发生的甲午战争的过程不同。但在这一场战争中，日军也占领了包含旅顺在内的金州半岛，然后攻打了山东半岛，并且陆海军共同作战攻打威海卫。1895年3 月，日军决定进攻中国本土时，天皇自己就主张把大本营扎在旅顺，然后移到洋河口附近登陆和占领，以此作为攻打北京的据点。因此，樱井的《征清方案》，正像中塚明教授指出的：“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应用日清战争的实践之中。”（注：（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一文的前言部分；第二部分；第四部分。（此文是中塚明先生向在1996年8 月于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海防学术讨论会”提供的。）（四）扩大军队数额，制造和购置大批军舰。1883～1889年，日本陆军现役兵力由4.3万余人增为7.5万余人，如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兵力等，总兵力从13.78万人增加到24.34万人。（注：（日）大江志乃夫：《日本的产业革命》，135页。）海军从1883 年执行造舰计划以来，不断扩充兵力。于1884年设横须贺镇守府后，为适应对亚洲大陆作战的需要，1885年3月，决定在日本西部建设军港。1886年5月开始动工修建吴、佐世保两个军港，准备对中国作战时使用。1888年海军拟新造军舰32艘，以5艘大铁舰为中心。海军还制定了以8艘铁甲舰为中心的庞大扩军计划，预定建造3 艘以风景名胜命名的所谓“三景舰”，即“严岛”、“松岛”和“桥立”。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达5.98万吨，还有数只商轮武装起来可充作代用军舰。陆军建成7个师团，现役总兵力为12.3万人， 战时总动员全国能抽调的兵力达23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