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是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现代史、苏联史等学科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持续战后四十多年，对世界各国乃至整个国际格局的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最接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文革”前由于我国基本处于封闭状态，有关方面的资料甚少，对“冷战”的研究极为薄弱，只是零星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政治家的回忆录和个别西方学者的着作，同时发表了一些批判美国侵略政策的文章。“文革”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冷战史研究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我国学者乘改革开放的东风，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学者、政治家有关冷战的着述，并尽可能依据第一手资料，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开展自己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支精干高效的研究队伍，推出了一批批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对改革开放20年来的这些研究成果作番巡礼，这对于促进我国学术界的“冷战史”研究不无裨益。
    一
    冷战史研究首当其冲者是起源问题，这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一出重头戏。在西方浩如烟海的冷战史研究成果中，冷战起源的研究占了很大比重。颇为相似的是，20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冷战史研究成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冷战起源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认为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 竺培芬认为，美苏之间爆发冷战绝非偶然，也非一朝一夕，而是战争后期两国在波兰问题和德国问题上利害冲突的逻辑延伸。战后美国实力雄厚，处处盛气凌人，成为冷战的发起者，而苏联则是被动应战者（注：竺培芬：《冷战起源浅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 ）。张宏毅、董宝才指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责任者。并指出，雅尔塔体制的“大国安排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体制造成冷战局面的观点是“片面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注：张宏毅、董宝才：《也谈二战后期冷战的责任者问题》，《历史教学》1990年第9期。）。
    2、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行为的结果， 并非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沈志恩指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震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注：沈志恩：《冷战起源论》，《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所致。 张盛发分析了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以此来说明苏联对冷战的爆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张盛发：《论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 期。）。杨铮认为，美苏在战后都打算利用时机调整和配备力量，确定势力范围，以各自为核心组建新的国际体系，因此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爆发了冷战（注：杨铮：《试论均势原则与战后国际力量对比》，载《国际关系史论文集》1981年版。）。高明振则认为，冷战是由美苏对雅尔塔协定的不同解释引起的（注：高明振：《冷战起源探析》，《华中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3、 强调英国在冷战形成中的主动作用。 黄亚红指出， 英国早在1946年上半年就形成了联美反苏的冷战政策。1946年夏季的土耳其事件就是英国这一政策的体现。英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为抵抗苏联的努力扩张，确保英帝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不受苏联的威胁，必须争取美国的全面合作，于是“拉拢美国结成亲密的联盟”。美国只是由于自身的需要于1947年“加入冷战”，并由于实力雄厚而“取得了反苏阵营的领导权”（注：黄亚红：《试论英国冷战政策的形成（1944-1946）》，《世界历史》1996年第3期。）。席来旺、 司昆阳则着重强调了丘吉尔个人对冷战爆发所起的作用。
    4、 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时殷弘指出，“冷战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导致冷战的一些重要因素是，“美苏在战时的军事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冲突种子”；“冷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旨在支配世界的‘全球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其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视为谋求世界性扩张；美国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刺激了它到处扩张的欲望及遏制苏联的自信；战时苏联在租借援助和第二战场等问题上对美国的猜疑妨碍了它争取战后同美国和平共处的积极努力；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刺激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情绪；在伊朗和黑海海峡问题上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成为美国对苏联强硬方针的一个诱因（注：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白建才认为，冷战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抗争，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注：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苏格则从三个层次剖析了冷战的缘起，指出：“从国际层次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后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使东西方形成战略对峙，双方互感‘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综合国力和核武器的优势，使美国确立了‘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对美苏冷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则是促成华盛顿选择‘遏制’道路的重要因素”（注：苏格：《美国与冷战的缘起》，《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那么，冷战首先是从哪里开始的？康春林认为，“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剧烈冲突是冷战的主要起因”，由于东西方大国领导人“安全带”思想和“防疫带”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与东欧特殊的地理位置结合，必然使东欧成为冷战的焦点（注：康春林：《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与冷战起因》，《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潘光、 邓新格则指出，在战后初期，中东北部及其邻接地区虽然不是苏联与英美抗争的重点，却因其固有的战略价值及其他一些互相牵制的复杂因素而成了它们冲突的焦点和世界局势中的“热点”。就这一抗争发生的时间和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它最早显示出了此后数十年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冷战”的典型特点。因此，美苏英三大国战后初期在中东北部及其邻接地区的抗争，实际上就是后来全面“冷战”的开端（注：潘光、邓新格：《战后初期苏美英三国在中东北部的抗争--兼论冷战的开端问题》，《西亚·非洲》1986年第6期。）。
    二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作为冷战的一方已不复存在，冷战最终划上了句号。至此，人们开始把“冷战”真正作为“历史”来研究，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冷战造成的影响、后果和教训逐渐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论题。
    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国内外学者的看法颇不统一。我国学者目前大体有五种观点。1、认为1989年12 月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标志着冷战的结束。2、以1991年苏联质变与解体为标志， 战后持续四十多年的雅尔塔体制彻底瓦解，冷战最终结束。3、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美苏冷战迅速走向终结。4、1990年11 月欧安会第二次首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冷战的结束。5、从80年代后半期起，冷战开始逐步消亡，到1991 年底苏联解体，冷战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冷战的影响与后果，白建才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冷战如同两次世界大战一样，同样给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无论是在苏联东欧还是美国，都导致了一系列破坏民主与法制的行为；在对外关系方面，苏美两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肆意践踏国际法，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大举用兵，导致世界不得安宁；冷战在人们的心理、文化等方面，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注：白建才：《试论冷战的后果与教训》，《历史教学》1996年第9期。）。 张小明在《冷战及其遗产》中分析了冷战的四点影响：冷战造成的一些地区冲突至今还未能解决，继续影响着冷战后地区局势的发展；冷战所导致的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在危及着人类的安全；对政治家的行为造成“冷战思维”等重大影响。祝明、高鉴国则着重探讨了冷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指出美国“统治阶级为冷战采取的对抗性措施，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职能，加快了经济军事化和科学军事化的发展。”它使“美国总统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责任和立法权进一步扩大，总统办事机构和人员成倍增加”，使“联邦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方法，以使社会和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或调整”，它推动了美国60年代的社会改革，“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注：祝明、高鉴国：《冷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初探》，载《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刘祖熙、杨华分析了冷战对东欧的深重影响，指出“冷战扭曲了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使东欧局势长期不稳，一再发生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刘祖熙、杨华：《冷战对东欧的深重影响》，《世界知识》1990年第4期。）。
    关于冷战的教训，黄钟青着重从军备竞赛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他们奉行的军备竞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注：黄钟青：《冷战的教训》，《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白建才在《试论冷战的后果与教训》中总结了冷战的教训：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要企图将本国的制度强加于人，也不要输出革命，应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尊重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搞任何形式的扩张主义；任何国家都不应凭借自身的经济、军事优势搞霸权主义；各国都应致力于国内事务，努力解决好国内问题。张小明在《冷战及其遗产》中从另一角度总结了冷战的四点教训：不可低估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应当清醒认识核时代战争的毁灭性，把避免爆发世界大战和努力以政治方式解决国际冲突作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处理相互间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之一；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处理好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放生产力，大大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稳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