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冷战期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研究是冷战史研究最艰巨的任务。20年来我国学者也就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丰硕成果。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几次最重大事件的研究状况。
    1、关于两次柏林危机
    对两次柏林危机，张盛发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由于对德国和柏林问题的错误判断和对西方实力的错误估计，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措施，导致了（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使苏联遭到了失败，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冷战’局面，加快了未来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过程”，并“为斯大林的后任、生性鲁莽的赫鲁晓夫留下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注：张盛发：《苏联与1948年柏林危机》，《上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1958年赫鲁晓夫再次挑起柏林危机， 既是为了巩固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安全带”，又是建立同美国平起平坐大国地位的第一次尝试。“危机严重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抑制了50年代中期开始的有限‘缓和’，使冷战再趋激烈”。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讲，柏林危机成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原因之一。张盛发还认为，柏林墙的修建并非如有些史学家认为的是使危机达到了高潮，“实际上柏林墙应该是危机落潮的标志”（注：张盛发：《赫鲁晓夫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上海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一书认为，“围绕柏林的封锁和反封锁斗争，实质上是美苏在中欧的一次力量和意志的较量”；“在此过程中双方都采取过边缘政策，但事实上都适可而止，避免了正面冲突”；“美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凭借雄厚的物力、暂时的原子弹垄断，以及‘杜鲁门主义’之后国内的反苏反共情绪，坚持了强硬政策，在这一回合中取得了胜利”。而“苏联方面虽然未能把西方赶出柏林，在此期间也基本上完成了建立东德政权的步骤”。对第二次柏林危机，该书也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英、法三国，都不准备在柏林问题上逐步升级，冒引起一场军事冲突的危机”，而柏林墙的修建标志着“柏林危机的结束”（注：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黄正柏指出，第一次柏林危机表明，“既要进行尖锐的斗争，又设法避免美苏紧张关系失控而导致迎面相撞，同时加紧控制中间地带，这成为美苏冷战中的一大特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结局“再次表明了美苏在欧洲和德国问题上的斗争处于僵持状态，谁要单方面强行打破这种状态都是不可能的。谁也不敢和不愿冒战争风险去打破现状”（注：黄正柏：《美苏冷战霸史》，华中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2、关于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最危急的一个事件，几乎把人类推向核毁灭，自然成为我国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张小明利用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就苏联决定在古巴建造中导基地的动机，美国情报机关对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军事力量之估计以及超级大国处理危机的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当时苏联的行为动机不会是单一的，保护古巴不受美国的侵略和改善苏联的战略地位这两个目标是并行不悖的”，但后者则是首要动机。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充分表现了冷战时期两国处理相互冲突的基本行为特征 。 “可以说在冷战时期，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尤其是避免核冲突，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心照不宣、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注：张小明：《古巴导弹危机的再认识》，《世界历史》 1996年第5期。）。李华认为，古巴导弹危机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原因在于：美苏对核战争存有共同的恐惧心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都不想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苏联是在面临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威胁的情况下才退却的；当时的国际氛围对苏联不利（注：李华：《古巴导弹危机始末》，《军事史林》1990年第2期。）。
    桂立对导弹危机期间美苏双方的决策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决策的理性化、程序化和较为切合实际是危机成功解决的关键（注：桂立：《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分析》，《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黄正柏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苏联外交史中少有的“大赌博、大失败和大耻辱”，“也是对赫鲁晓夫本人的一次沉重打击”。其深远影响是：由于双方都从危机中看到“核时代超级大国对抗中固有的风险和核讹诈政策的局限性”，意识到双方在防止核冲突方面的共同利益，此后不再动辄以核武器来彼此炫耀和对抗，而且开始就核武器控制达成某些协议，“冷战对峙中一个特别危险的阶段过去了，既斗争、又合作的特点更加突出起来”，成为“美苏冷战走向缓和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点”。经过这次对抗，美国认为苏联比较“理智”，而中国则更危险，故而进一步加强在亚洲遏制中国，甚至希望利用苏联来制约中国。刺激了苏联加强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在两大阵营内部促进了分化，削弱了美苏在各自的集团中的威信、影响和控制力。韩洪文认为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后果是导致了美苏之间的战略军备竞赛；对欧洲、东南亚特别是拉丁美洲产生了深刻影响；遏制了美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其不敢贸然入侵古巴，使古巴从美国的殖民枷锁下解放出来，在和平的环境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注：韩洪文：《论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果》，《聊城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关于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冷战期间发生的第一场热战，由于我国也被卷入，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备受我国学者的重视。80年代以来美国公布了关于朝鲜战争的全部档案，俄国解密了部分档案，并发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我国也公布了一些有关档案，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这使我国学者得以进行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与性质，一些学者提出不应拘泥于谁先打第一枪，而应放在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考察。沈志华认为，“朝鲜战争最深刻的起因在于战后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所控制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格局，这种格局在朝鲜半岛就表现为围绕三八线展开的美苏两国外交争斗和南北朝鲜的军事对峙。”（注：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朝鲜南北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将自己的理想、权力和制度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从而实现民族的统一。问题在于北朝鲜的设想和计划得到了苏联的同意和支持，而南朝鲜同样的设想和计划却没有或暂时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和支持（注：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晓军、陆建洪指出，“朝鲜战争不论是谁先打响第一枪，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这场战争是战后世界美苏两强国用来解决相互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一种最高形式。”就美国而言，是为了向外扩张，把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统一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就苏联而言，则是为了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线（注：晓军、陆建洪：《爆发朝鲜战争的根本原因探析》，《山东医大学报》1991年第1期。）。韩高润、 宋中岳认为，朝鲜战争不完全是大国唆使怂恿而形成的，也不属于后来出现的所谓代理人性质的战争，而是朝鲜人民对分治的一种抗拒的必然趋向。朝鲜战争固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留下的恶果，但另一方面却是小国将大国拖入一场性质纯属内战的战争的典型事例（注：韩高润、宋中岳：《朝鲜战争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美国为什么要仓促参战？沈志华认为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是对北朝鲜的意图、南朝鲜的能力判断失误以及对战争缺乏心理准备与军事战略理论的错误。必然性是：战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朝鲜发生的事件，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或试探性进攻，美国必须加以遏制。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即执政的民主党为了免遭共和党的攻击；苏联避免参战的态度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注：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尚鸿也认为，“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制订无时不受着苏联的牵制与制约。”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确认，美国出兵朝鲜苏联不会作出积极反应后，杜鲁门遂发布了武装入侵朝鲜的“总统声明”（注：尚鸿：《谈美国朝鲜战争政策中的苏联因素》，《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中国为什么要出兵朝鲜？中国留美学者陈兼在对中国档案进行了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不像长期以来西方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介入的原因比简单地保护它的邻国更广泛、更复杂。毛泽东的革命观念表现出他们那代人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激情和责任，表现出他渴望中国在世界政治中虽不能占统治地位，但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心。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强调他们无法忍受华盛顿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蔑视。他们决心向“美国的傲慢”挑战。中国领导人希望利用介入朝鲜问题来提高新政权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恢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中央领导人对朝鲜危机的态度来自于他们要寻找一种方法动员中国人民支持1949年胜利后的继续革命的决心（注：转引自沈志华：《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沈志华强调中国出兵朝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作出的决策，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考虑有三点：避免被人指责走上铁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避免在中国境内与美国进行战争，从而引起中国局势的动荡；避免苏联借助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注：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96年第1期。）。
    关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与后果，韩高润、宋中岳指出朝鲜战争是对冷战推行者的第一次惩戒，对其在心理上、政治上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它是冷战的恶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冷战格局的发展，导致了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对冷战的加剧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是进入热核时代后的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国际战争，标志着在新条件下一个有限战争时代的开始，在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苏联而言，它既避免了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又收回了军火利润，兵不血刃地巩固了远东战线。黄正柏认为，朝鲜战争不仅是美国“在战后争霸势头上遭到的当头棒喝”，更重要的是，它“关死了还是半掩着的中美关系的大门”，遏制苏联变成了同时遏制苏联和中国，使其战线大为拉长，这是它在对苏冷战中的重大失策。金正浩探讨了朝鲜战争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认为朝鲜战争加速了东北亚冷战格局的形成；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加剧了冷战，推动了核武器竞赛；加强了朝鲜南北双方的对立；导致了中美之间20余年的敌对（注：金正浩：《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孙宅巍分析了朝鲜战争对国共关系的影响，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国共双方的斗争出现了新的焦点，台海形势呈现对峙局面，两党关系重现严峻态势，这些变化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个方面（注：孙宅巍：《朝鲜战争与国共关系》，《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战后美国外交史》一书认为，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介入朝鲜战争“是一次严重的偏离行动，它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其在这一地区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朝鲜战争结束后，亚洲局势持续紧张，美国与中国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结果使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亚洲事务，在亚洲到处承担军事义务，以各种手段组织对中国的包围，并最终介入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
    4、关于越南战争
    关于美国为何卷入越南战争？原祖杰将战后美国从初涉印度支那事务到在越南全面的军事卷入分为四个阶段，并通过对四个阶段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首先是遏制政策不断发展的结果。其次有国内政治的原因，如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和国会权力相对缩小，军方在制订和执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增强，决策中的权宜之计和执行中的官僚主义等便于侵略倾向的因素导致了美国在越南卷入的加深（注：原祖杰：《关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 1990年第3期。）。蔡佳乐认为，奠边府战役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换回这一失败引起的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和能力的怀疑”，迫使法国势力退出印度支那，自己取而代之，承担了保护没有政治基础的南越政权的义务，从而使美国长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注：蔡佳乐：《替代法国--美国滑入越南泥潭的关键一步》，《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时殷弘依据80 年代后期公布的有关肯尼迪政府越南政策的美国国务院档案，深入剖析了美国对越南干涉不断升级的历史过程，认为1961年是美国对越干涉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是年肯尼迪采取了加强干涉的一系列措施（注：时殷弘：《美国参战和特种战争--肯尼迪政府的越南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时殷弘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 美国国内高涨的反战情绪和反战运动是导致1968年约翰逊决定对北越轰炸降级的关键因素。 同时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对美国起着至关重要的威慑作用，使美国未能采取从单纯军事角度看较为有效的战略（注：时殷弘：《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失败--论 1965 -1968年美国对北越的轰炸》，《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张岷、黎章春从四个方面剖析了越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经济上，推动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进一步加强，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增加了人民负担，加速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美国背上的军费开支包袱越来越重，最终成为消除美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调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越战使美国社会沉疴发作，暴露了“民主”的真面目，导致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多，人们的信心和希望动摇；越战带来统治集团内权力和权势的调整，使日益膨胀的总统权限多少受到遏制，使传统的东北部优势动摇；越战使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丧失（注：张岷、黎章春：《略论越南战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
    2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硕果累累。冷战史当前仍然是国际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美国首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专门设立了一个“国际冷战史项目”，集中了一批学者进行研究。该中心还不定期出版《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及《工作文件》，刊载有关档案资料及研究成果，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会，并资助各国学者来美国开展研究。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档案的不断解密，冷战时期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研究。国际冷战史研究权威、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刘易士·加迪斯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及多国文献的开放，一部完全不同于“旧”冷战史的“新”冷战史将会出现。我们衷心祝愿我国学术界紧跟时代步伐，将我国冷战史研究推向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