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工业革命，不只停留在工业革命本身上，不再只注意到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而把眼光放在工业革命出现的原因上。追寻这个原因的结果，使许多学者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工业化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仅靠一些技术上的发明和改进是不可能引起工业革命的。他们认为，工业革命以前有一个“前工业时期”。前工业时期的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增长，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同样具有“革命”意义，他们把这种进步与增长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亦称为“原（始）工业化”，主要指乡村工业化（注：P.克里德特等：《工业化前的工业化》（P.Kriedte et al.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剑桥1981年版，导言。）。
    乡村工业的建立与发展，显然与农业生产的增长有关。它“必须以增加农产品剩余量和不断扩大这个量为前提。不然，乡村工业将永远不能突破农本经济的闭塞，永远为农本经济的附庸”（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载《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我们在考察英国乡村工业化时，固然离不开这一时期的农业背景，即农业的进步与持续增长。但是，作为位于交通枢纽之上的城市，因其同时又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对英国近代早期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不应忽视。
    乡村工业化在组织形式方面经历了收购制（Buying-up system）、委托制（Putting-out system）、手工工场这样几个主要阶段。在收购制下，农村小生产者拥有包括劳动工具、原料在内的生产资料。但是，把产品卖给商人，通过商人使这些产品进入远近市场。15世纪以后，英国乡村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委托制。委托制是独立工匠分化及收购制商人阶层迅速成长并控制生产过程而形成的。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竞争，收购制下的生产已不适应市场需求了。这时的商人阶层既了解市场动向，又积累了丰富的商业资本，他们便通过向乡村工匠提供原料，而逐渐参予并控制生产过程。从16世纪开始，委托制又向集中手工工场转变。这些手工工场主或是富裕的委托商，或是富裕的土地贵族（注：陈雄：《“原始工业化”刍论》，载《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手工工场的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采用了城市行会的长处，便于工场主监督管理生产过程，组织生产，同时又摒弃了行会的陈规戒律。17世纪英国，集中手工工场已比较普遍了，这是近代工厂制的雏形。有史家认为，乡村工业是在城市大商人和企业家的指导下，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发达起来的（注：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 298页。）。保尔·芒图在谈到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时也讲，家庭工业，当其生产超过当地消费的需要时，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继续存在：不能亲自将自己商品销售出去的制造者，必须同商人发生关系，商人买进这些商品并力图将其出卖于国内外市场。这种商人是不可缺少的助手，这些工业的命运便掌握在他的手中。“一开始商人就有承担并关心制造上某些次要细节的习惯。织工交付给他的呢绒匹头通常都是未整饰也未染色的；在最后出卖之前所应完成精整的工作就归他办理，要这样做，他就得雇佣工人，他就得变为这种工作的企业主。”（注：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3页。）由此可见，乡村工业化的实质是商人控制下的工业化。而城市里手工业者行会和商人公会在工艺、组织经验等方面，乡村是无可比拟的。因此，乡村工业必须以城市里的资本、信息、技术等为依托，没有城市的商业资本，乡村工业将难以进行下去，或者说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没有从城市中带来信息，乡村工业很难把握应生产何种产品，难以把握产品的质量要求。按商人要求的质量生产，有助于他们技术上的改进，或者城市商人及企业家、技术人员通过在城市中积累和获得的经验、技术等，将其直接带到乡村工业，从而组织他们的生产。这是我们考察的第一点。
    其次，乡村工业的生产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他们的生产已是面向市场。而这时乡村工业的生产者们基本上已是某一固定专业的生产者，他们是非常需要了解社会对自己所生产的这类产品的营销情况的。那么，他们是如何掌握市场动态、如何进入市场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呢？在这一点上，无疑又是城市给乡村工业起了一个“窗口”的作用。
    城市是人口密度最大、行业众多的地方，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一个产品交换的市场。“市镇与村庄之间有许多重大区别，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市场的存在”（注：彼得·克拉克、保罗·斯莱克：《过渡期的英国城市1500-1700》，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虽然在偏僻或落后地区居民的一些生活用品仍由小商小贩在起沟通作用，但产品从生产者手中到达定期市集或常设市场，主要还是靠批发商们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的（注：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6页。）。如布里斯托尔，在15世纪前后，不但是国内贸易中陆路、内河和沿海运动的枢纽点，而且它还是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基地，或海外贸易商人的驻地。靠近这些大的港口和商业城市的乡村工业，由于对市场信息反应快，他们大都很发达，显然与这些市场承担了这些乡村工业区的外向联系职能有关。其他中心城市与此类似，也是各地同外部地区进行经济往来的窗口。到16世纪，这类城市遍布英国全国，除伦敦、布里斯托尔外，南部有托特纳斯、埃克塞特、索尔兹伯里，东部有坎特伯雷、科尔切斯特、伊普斯威奇、拉文翰、伯雷·圣埃得蒙兹、诺里奇、雅茅斯、林恩，中部有雷丁、牛津、考文垂，西部有格洛斯特、赫里福德、伍斯特、施鲁斯伯里，北部有波士顿、林肯、赫尔、约克、纽卡斯尔等（注：S.雷诺尔兹：《英国中世纪城镇史导论》（S.Reynolds,An Introduction totheHistoryofEnglish Medieval Towns），牛津1977年版，第143页。）。
    到17世纪后期，英国一些地方港口和商业城市在国内外贸易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些城市“与之往来的贸易地区、进口货物的种类都非常广泛，进港站的车船数量和货物重量也相当多”（注：彼得·克拉克、保罗·斯莱克：《过渡期的英国城市1500-1700》，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9页。）。另外，我们从城市的坐落位置也可看出城市在市场方面的重大作用。“市镇坐落位置，反映了各种不同的因素，其中包括适当的地址，良好的水陆交通以及领主对从国王那里获得市场特许状的兴趣，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繁荣，或至少是为了发展广大乡村腹地的需要，因为乡村要将市场中心作为其主要窗口”，“人口较少的地区，几乎没有市集，其有限的商业大多是由邻近的一些城镇经营的。”（注：彼得·克拉克、保罗·斯莱克：《过渡期的英国城市1500-1700》，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页。）从这里我们看到，乡村工业必须以城市市场信息为依据，了解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供求关系并相应调整其生产，从而加快其产品周转速度、提高其产品的质量，否则就很难适应市场的波动，不免陷入盲目生产，那么，乡村工业的生存就很成问题。乡村工业的发展要有特色，乡村的商品经济活动要更加繁荣，就必须依赖中小城镇这个窗口，进而到达大都市乃至国际都市，不断发展同外部世界的经济社会联系，把自身的经济生活置于更广大的市场网络中去（注：刘景华：《16世纪前后英国城市经济考察》，载《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第三，乡村工业由于其设备比较简陋， 生产者也多半是亦工亦农（注：谬逊：《英国工业的成长》（A.E.Musson,The Growth ofBritish Industry），纽约1978年版，第15页；多梅尼科·塞拉：《1500-1700年的欧洲工业》，载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8页。）。因此，其工艺及生产者的劳动熟练程度皆不及城市工业部门的水平。所以，乡村工业的产品往往是半成品，他们往往以城市作为其后期加工地，然后再将成品销往各地市场。那么，对于乡村工业来说，“中小城镇对乡村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乡村的羊毛、加工和外运，乡村工业产品必须在中小城镇进一步加工以完成最后工序”（注：刘景华：《16世纪前后英国城市经济考察》，载《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 页。）。城市与乡村的这种联系在手工业生产过程中逐渐加强。这是因为，在同一手工业部门更细致的分工中，城市和乡村往往比较协调地分别担负着这一部门中的不同生产工序，而这些工序间的相互联系，又势必促进城乡间的联系。如在毛纺织业部门中，乡村的毛纺织业一般是主要担负羊毛分类和梳理、纺纱等初级工序，城市织工所用的毛纱主要来自农村，城市自己很少有纺纱工人。织呢和漂洗等主要生产工序在乡村和城市都有，而染色、起绒和剪呢修整等高级加工和最后完成工序则多在城市进行。毛纱、素色呢绒不断从乡村流向城市，在城市加工后再输向国内外市场。这种情况不仅在发达的乡村毛纺区是如此，就是在一些小规模的乡村工业地区也是这样。如拉特兰郡小镇奥克汉姆城在16世纪20年代时，织呢工、漂洗工各一人，而承担高级工序的染呢工和剪呢工却各有两人。可见，染呢工和剪呢工必须要大量接受来自周围农村的未染色和修整的呢绒。对于城市来说，由于生产初级阶段和初级产品的生产都需要较多的劳动力，产品价格又比较低廉，因而经济效益不大（注：刘景华：《16世纪前后英国城市经济考察》，载《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231- 232页。）。这种情况在当时比较常见。16、17世纪的伦敦手工业门类众多、技术先进，令各地望尘莫及。伦敦呢绒工匠制服行会就控制着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素色呢绒进行染洗和最后修整加工，以作出口之用（注：刘景华：《16世纪前后英国城市经济考察》，载《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因此，乡村工业实际变成了城市手工业的前生产阶段，变成了城市手工业的从属物。
    第四，再来谈谈城市在批发与转运方面的优势。批发商品必须拥有较多的资金，除此之外，因为批发的商品数量大、种类多，所以也必须有数量多、容量较大的货栈，并且易于转运。
    城市中商人富有，因而他们具有批发大宗商品的能力，即使资金暂时短缺，在城市得到贷款也较方便迅速，因为城市有较完善的信贷体系（注：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55页。）。
    至于城市里存放货物的货栈，本身就是城市有别于乡村的一个方面。另外，各种商品交易所和可存放货物的旅店日益增多，批发销售的规模越来越大，也愈益复杂，代理商与中间人的数目也开始增多并形成不同专业种类。17世纪，随着消费品范围扩大、批发销售的发展以及货币使用的普及，首先导致了商店在城市的发展。其次，商店也开始按其性质不同加以分类，起初这种分类出现在大城市，以后在小一些的城市中也出现了（注：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 2 卷，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9页。）。
    城市在批发与转运方面的优势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也清楚可见。城市的发展是和商业的扩展非常明显地协调一致。商业愈发展，城市愈增多，城市沿着商业传播所经过的一切天然道路而出现。开始时，城市仅仅出现在海边和河岸，而后，随着商品渗透面的扩大，另外一些城市沿着联系这些最早的商业活动中心的横断道路建立起来（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2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工业的产品或者直接向附近中小城市集中，然后和附近地区的产品进行交换；或者被城市商人批发转运到贸易区域更广的大城市，然后再向各地辐射。假如没有城市在批发与转运方面的便利条件，那么，乡村工业的产品是难以迅速地进入市场的。如此，势必会影响乡村工业一个生产过程的周期，相应地其资金周转必然缓慢，乡村工业的进一步扩大生产也就困难了。
    最后，谈谈城市在消费方面对乡村工业的刺激作用。
    1500年-1700年间英国各城市人口都呈增长趋势（注：彼得·克拉克、保罗·斯莱克：《过渡期的英国城市1500- 1700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86页。）。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用量势必也跟着增长。虽然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乡村人口的进城，但这些人在进入城市前后消费品的来源与消费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在乡村时，他们尚可保证一部分消费品的自给自足，进城后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基本上都需要购买。因此，城市居民的市场总需求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其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都增长得很快。另外，城市人口的增长必须要求有大量的住宅供应及城市的扩展，供应住宅及城市的扩展反过来又意味着需要大量建筑材料（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0页。）。 这对乡村工业中的冶金、玻璃制造、造纸、制铁等行业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乡村工业中的这些行业因此获得迅速发展。
    在个人消费中，城市里的富人吃、穿、住，讲求豪华奢侈，并且中等阶层的人也倾尽财产以追求时髦。虽说对奢侈品的需求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但它可“导致大量资源与技能流入非基本用品的制造部门中”，这种需求“使得手艺人极端重视自己的做工，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取得了非凡的造诣（注：多梅尼科·塞拉，前引文，载奇波拉前引书，第309页。）。这样一来， 城市居民对基本日用品的大量需求给乡村发展这些日用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
    除此以外，城市中的政府机构的公共消费量与消费水平也不断上升（注：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5页。），这对乡村工业的生产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乡村工业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仅需要扩大再生产，而且也必须不断提高其生产技能以保证在城市中的消费市场中取得优势。城市中的消费品，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消费品不可能完全自给，源源不断的乡村工业产品正好弥补了城市工业自身生产的不足。
    现在我们再从历史长河上空鸟瞰一下城市的发展状况，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14世纪以前的城市仅仅只是封建社会汪洋大海中的驿站而已。13、14世纪期间，城市在本质上仍是处在对封建农村经济作补充的地位。但是，由于城市大都取得了一些自主权，在经济上、政治上逐渐形成不同于封建庄园的体系，随着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庄园趋于解体，英国社会的本质正在发生一场质变，城市本身的经济结构和职能也在发生质变。
    当然，这时的城市工业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于商品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比如，存在行会的严重束缚、税收高、支付的工资较高等。在城市的调整还未完成以前，它只有在城市外部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15、16世纪出现城市工业向乡村转移是很自然的，因为农村优于城市之处恰恰在于税收低，不必受严格的行会规章的限制，以及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因此，这一时期乡村工业呈蓬勃发展趋势。但是，我们考察城市在这一时期对乡村工业的发展中的组织作用、市场作用、后期加工、批发转运及城市生活需求增长的刺激等方面可以看到，此时的乡村工业表现出对城市的一种依附性。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乡村工业不过是城市工业的延伸而已。在乡村工业勃兴时期，城市的萧条只是暂时的现象，或者说是相对于17、18世纪城市的兴盛而言显得不够繁荣，或者说有些古老城市相对于新兴城市显得活力不足。但是，总的趋势是城市在摆脱自身的不利因素、完成其内部职能调整后，仍继续向前发展。从此，整个社会也出现了以农业增长为基础，以城市工业为龙头飞速向前发展的趋势。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到近代以来，城市数量增多、人口迅速增长、地域扩大、乡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这些现象，就不难发现，自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商品关系逐渐占主导的过程中，乃至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在各个方面对于乡村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16世纪前后，乡村工业发展的结果是它们自己日益城市化，最终与城市连成一体，城市化的区域突破了中世纪一个个孤立据点的现象，使得乡村广大的区域都纳入了城市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