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879年参谋本部所派14名学生，却不是军人身份，而是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专业中选择出来的“清国语学生”。此事与时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关系极大。桂很早就建议向中国派遣武官，加强军事情报的收集，以备不时之需。以后又撰写了《邻邦兵备论》，起草并提出对清作战策。1878年参谋本部设立，桂出任管西局长后，立即着手实施，他召回前此所派将校，同时向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厦门、牛庄派遣13名军官，专门调查地理政情，供作将来对华作战时决策用兵的依据。此举使情报活动更加专业化，提高了效率。而派遣文职的汉语学生，则是鉴于中日两国交涉摩擦增多，大规模武装冲突势必爆发，须为在军队中大批培训汉语人才准备师资。这批人回国后，即在各地镇台及士官学校教授汉语，虽系文职，目的仍然在于军事行动。
    中日两国互设使领馆后，外交事务增多，培养语言人才之事十分迫切。本来外务省属下的汉语学所，有官费生10名，后划归文部省，并入外国语学校。1883年8月， 外务省公信局长浅田德则接受中田敬义应向中国派遣汉语学专门留学生的建议，制订《清国留学生规则》。中田原为汉语学所学生，鉴于汉语语法发音因地而异，在校期间即要求到中国留学，未能实现，时任外务省秘书官。由他和浅田、田边太一、郑永宁等4人担任考试委员，经考选和推荐，第一期派出濑川浅之进、 西源四郎、田边雄三郎、小田切万寿之助、吴大五郎、铃木行雄等6人， 第二期派出丰岛舍松、大河平隆则、山崎桂、横田三郎等人，以后每年考试一次（个别年份因故中止），陆续派遣。在此之前，外务省已有利用原来各藩所派留学生的举措，如1874年由水户藩藩公派往北京学习语言文学的河西肃四、小松崎吉郎，经过两年的学习，即任公使馆二等见习书记生，后又担任留学生监督。此后还屡有将私费留学生等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个案。 而且外务省本身也曾不定期地零星派遣过留学生， 如1880年所派吴永寿。只是从1883年起更加制度化。与军事留学生不同，他们一般在使领馆内学习，同时见习初级外交官事务。期限多为2-3年，个别人长达8年；学成即在现地或归国担任外交官。为了学习广东话，还曾派人到香港皇仁书院留学，先后在此就读者有安广伴一郎、杉村濬、高须太助、大河平则隆、山崎桂、丰岛舍松、田边雄三郎、小田切万寿之助等。该书院因而被称为“日本外交舞台人物辈出的渊薮”（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40页。）。
    由大藏省派出者仅有井上陈政（后复姓楢原）1人， 他任职于印刷局制版部，因1877年赴日的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杨守敬等人学问颇精，多与日本汉学家往还唱和，次年，大藏省命井上到清公使馆专门研习汉学。1882年，何如璋任满归国，井上又由大藏省派遣随其来华继续学习，先后在北京、福州从何如璋学习制度掌故，在杭州从俞樾学习诗文。俞樾《曲园自述诗》记其事道：“甲申岁，日本东京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在华期间，井上还游历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历时6年， 归国后写成《禹城通纂》上下册，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12部，共2033页，另有附录353页， 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1888年由大藏省出版。来华前印刷局长得能通昌嘱咐井上道：“日清联交，势在必行，然而非熟知彼邦风土事情，通观始末，则联交安可得？所谓事在人为，人由事显。汝此行善体余意，切勿虚劳。”（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44页。）井上可谓不负所望。 可惜在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熟知”“通观”也无益于邦交，后在日本驻华公使馆任职的井上本人还死于义和团一役。
    农商务省留学生又称为练习生，1899年所派有安永东之助。同年三井公司也决定实施派遣留华学生计划。当时该公司在上海设有分店，经营业务主要通过买办中介，利润损失过大，因而想培养熟悉当地特殊业务行情和能说汉语的人员，以便逐步废除买办制。首期招生为高木陆郎、内田茂太郎、横山直行等人，翌年再招收森恪、绫野矶太郎、儿玉贞雄、上仲尚明、江藤丰三等，聘请首批陆军语言留学生出身的御幡雅文专门教授北京话和上海话，此前一年，横滨正金银行将新入社的3 名法学士大隅行一、藤平纯一和小贯庆治分别派往上海、广东和北京留学，一面学习汉语，一面调查金融商业状况，以便兴办或推广业务。
    对华团体派遣留华学生动议甚早，1877年12月振亚社创立之初，就有意与中国交换留学生。 但后来主要是由日本人自己办学进行培训。 1899年，应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长井手三郎之请，该会先后向广东派出6人，向上海派出4人。到广东的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松冈好一、远藤隆夫等人在练习粤语的同时，协助该会广东支部进行活动。松冈还参与了《知新报》的编撰，并介入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另外，日本的一些佛教宗派欲在中国发展势力，也曾以留学名义派遣使者，如1900年来华的川上季三为西本愿寺所派，1901年自真宗大学毕业后来华的松本义成，也由属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爱知县法通寺所派。
    自费留学生占有一定比重，如1882年来华的山崎桂，1883年田岛藏之助、横田三郎、吉泽善次郎，1888年奈良崎八郎、尾本寿太郎、福原伴十郎，1890年森井国雄，1897年小村俊三郎，1900年安藤辰五郎、栉引武四郎等，其中有的后来转为官费，有的本来就是军人。
    早期留华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留学为名的大陆浪人和间谍，除通过日常生活学习会话外，他们实际上并不学习任何书本知识，而是四处游历，调查地理地形、风俗人情、军事设施及军队编制。如1882年来华的田岛藏之助，十余年间携带少量药品杂货，各处漫游，据称18省中只有广西、云南两省足迹未到。1884年来华的外务省官费生中西正树。学习期间即擅自离开北京，且一年时间游历华北、华中、西北、西南7省。后来干脆加入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 同年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横田三郎于1889年还前往蒙古旅行，据称为日本人首次踏足该地。他们无视中国政府的法律以及中日之间的条约规定，常常身着中国服装（注：因中国各地方言多歧，而中日人士外形相同，难以区别，1871年中日订立的修好条约第11条，应李鸿章要求，禁止日本人在华着中装。），利用各地的各种反清势力，千方百计挑起事端。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则立即投身军旅，或任向导，或为参谋，或干谍报。二是学习汉语时文，以及有关专业知识，以便就业，外务省及公司银行留学生多属之。陆军参谋本部所派御幡雅文，留学期间外务省命其赴欧洲留学，因认为有必要研究中国而不奉命，继续在北京学习汉语。后长期任教，培养汉语人才甚多。（注：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年版，第134-135页。）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史文学抱有热忱，语言学习之外，喜欢结交当地的经生文士，甚至专程拜访名师。此类人为数不多，除井上陈政，还有山崎桂、吉泽善次郎、野口多内、丰岛舍松、森井国雄、宫岛大八等。他们或进入当地的义塾书院，或投入名师门下，如山崎在北京先从多位满汉人士学习，又进入梁家园义塾研修文学，丰岛入上海正蒙书院，宫岛、野口入保定莲池书院。吉泽拜俞樾为师学汉文，野口师事吴汝纶，丰岛师事院长张焕纶，森井则先后在沪京津等地向宋恕、叶瀚、汪康年、张锡銮、贾景仁等问学，研究经史诸子百家、历代制度及晚近文学。宫岛师事张廉卿，7年间张先后长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 又转赴西安，宫岛一直紧随不舍。（注：《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05页。 ）丰岛之父为金泽藩硕儒，他由与中国士林交往甚广的冈千刃介绍，从学于张焕纶。张不仅生活上予以优待照顾，还时与口笔交谈，以慰孤寂。当时丰岛年轻气盛，每每毫无顾忌地指摘中国不振的原因，攻击孔孟之道，张则谆谆教诲，不厌其烦。如丰岛以中国少年文弱为儒教经典之过，张答以非孔圣经书之罪，乃奉行之中国人之罪。两人笔谈关于清朝缘起、中日关系、东西异同等事，颇可见当时中日两国人士的态度差异：
    生曰：敝邦相传，贵国朝廷，出于我源义经之裔。义经系于清和源氏，贵朝国号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