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1918-1933）是在一战战败所引起的革命中走上它动荡不安、充满斗争的生涯的。威廉帝国传统君主专制统治的崩溃，既破坏了德意志现代化独立发展的条件，又带来了现代化不加抑制的粗暴发展。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一个极易接受外来影响、并不断走向解体的时代。它既有生活的颤音、令人心醉的神迷和文化上的繁荣，又有它独具特色的德意志思考上的沉重。因此，正是在这个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者的起步时代里，消费的吸引力与愤慨的批评撞击在一起。一种对“美国主义”的控诉，反映出这种新的、现代化生活世界的经历本身就是矛盾、不安、令人愤慨的，同时也说明德意志传统文化已经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强烈挑战。
    在这场魏玛文化繁荣的浪潮中，德国着名教育学家京特·德恩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问青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们只会回答：更多地享受生活。‘挣钱’和‘娱乐’已成为他们生活存在的两个支点。这些青年人都有这样的打算，用结实、强健的骨骼站在这个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地球上，寻求从这个世界中，为自己捞取所有能够捞取到的东西。这个民族从思想上讲已经有意识地、也自然是肤浅地、真正地‘美国化’了。当人们与他们发生接触时，就会想到：不是什么民主主义，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而是‘美国主义’成为了所有事物的最后目标。”（注：京特·德恩：《无产者青年》（Günter Dehn, Proletarische Jugend），柏林1929年版，第39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主义”的观念已涉及到对生活环境理性化的一种评价，而这种理性化是要以抛弃传统为代价的。因此，理性化的快感与对工业文明的批评，构成了德意志社会对现代化生活进行激烈争论的两极。那么，“美国主义”是如何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经历的呢？同时代人的文化批评是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形式来表达的呢？这些表达有着什么样的发展背景呢？“新保守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纳粹运动的崛起与之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这些就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一、“美国主义”与“反美国主义”
    自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来，尤其是自从1924年作为美国经济上的“小伙伴”取得稳定化以来，“美国主义”的神话虚构已发展成为一种无保留的、不受束缚的现代化的象征和代号了。美国那种“闪闪发光的海外胜利者”形象，那种“充满无限可能性国度”的比喻，那种具有世界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力量，那种在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中的世界领先地位，已经与种种神奇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观点中，赞扬的是不受阻碍的理性，无传统负担的日新月异，五彩缤纷的群众文化，崭新的传媒世界和约定俗成的生活风格。美国的爵士音乐似乎在宣告与人们所熟悉的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决裂，美国观赏性的拳击运动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展示着竞争的残忍，好莱坞影片在全世界宣传着具有模式化的生活风格和审美观，而《亨利·福特自传》的德文译本在许诺着一条通过“合理化”来阻止阶级斗争的出路。仿佛美国意味着无忧无虑的进步，意味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共同的、也是无负担的未来。
    赞扬美国的德国社会评论家鲁道夫·凯泽尔1925年这样概括：“美国主义是一种新的欧洲方式，是一种具体的、有潜力的方式，它是完全建立在精神和物质的现实性基础上的。”（注：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Erhard Sch ütz,Romane der Weimarer Republik, Modellanalysender DeutschenLiteratur），慕尼黑1986年版，第72页。 ）甚至连美国歌舞剧中舞女们排列成行、动作齐整、机械精确的大腿舞，也被他颂扬为“美国式现代化生活享受和精神气质的表达”。
    但是，与这种对“美国主义”的赞扬相反，绝大多数德意志人文学者都持相反观点。文化评论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些舞女的表演与做作中，不仅有着一种色情的魅力，而且还有着一种军国主义的魅力。这种唯有久经训练才可能学会的排列，合着节奏的跳动，是一种对看不见的、但又不可摆脱的命令的服从，一种‘漂亮的驯服’，一种通过对个性征服的成功才带来的结果。”（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Detlev J.K.Peukert, Die WeimarerRepublik, KrisenjahrederKlassischen Moderne），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80页。）另一位文化评论家赫尔伯特·伊尔林，通过对德国数百万热情的好莱坞电影观众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大众在屈服于美国口味。这是一场老世界向新世界的屈服，一场传统中形成的个性向根据理性原则塑造的‘大众人’的屈服。事实上，美国电影是一种新的世界军国主义，它在向前推进，它比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更加危险，它吞下的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还有整个民族的个性。”（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第181页。）当“美国主义”的画面中不仅能找到积极的预兆，而且也能找到消极的预兆时，对“美国主义”所持的完全对立的种种观点，体现出来的也就不仅仅只是反动对抗进步、传统反对现代化的问题了。在这里，首先有着人们在这种不受限制的工业化社会中对人性未来的担忧。因此，当人们要去评价魏玛时代这场德意志文化批评运动时，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它的原因与背景。
    谁寻求个性自由和人的尊严，谁就不想以自身文化上的传统为代价，去换取一种“美国式的”彻头彻尾的理性化未来。今天看来，这种对人性的担忧，本身也有着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向。精英人物对人格真实性的追求，技术工人对“合理化运动”和现代工厂纪律的抵制，受市民资产者剥夺的农民带着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理想的反抗，乡村居民的反都市化运动，所有这些，并非仅仅只在表达一种残余的怀旧心理，它们同时也反映出不同阶层、社会位置上的人们为克服现代化压抑和异化后果所作的努力。
    对人性未来的担忧，仅从工业都市化“社会问题”的争论就能体现出来。在20年代，德意志人口的70%已成为城市居民，总人口的近一半都已生活在大城市里。因此，这个时期的生活感受是由都市化发起的挑战引发的。都市化、大都会化是靠摆脱乡间邻里关系和传统道德联系来发展的，它中介着都市化的多重功能、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但与此同时，对大城市的种种批评本身也在增长，它们控诉着城市在征服乡村土地的过程中，对传统道德与生活条件的破坏，对人类生存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破坏；控诉着城市中个体的无根性和孤独化，丧失个性化和异化，社会冷漠以及大量的生活公式化；控诉着城市把“人性”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将它关进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的国家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尤其当人们将种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与魏玛德国具有特点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的时候，其严重性自然更加显眼。
    尽管战败后的德国得交付沉重的战争赔款，并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尽管它贫穷、惊恐、前程黯淡，然而它的首都“大柏林市”，这个已拥有430万人口，规模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都市， 却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娱乐城”。欧洲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跳舞狂潮蔓延开来，人们踏着新时代精神的节拍思考着性行为上的实践。裸体舞、脱衣剧和淫书淫画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好奇者，内容低级的“性文学”读物充斥市场，《自由相爱》、《丈夫暂时出家门的妻子》、《没有男人的女人》等五花八门的消遣性杂志获得了巨大成功，什么《闺阁过夜》、什么《姑娘交易》、什么《女人与皮鞭》、什么《性生活指南》，转眼间便一售而空。电影、文学、流行音乐公开宣传的是风流韵事、罗曼蒂克式的恋情、婚姻关系的破裂，而“试婚”的讨论还在热烈地进行。性浪潮此起彼伏，妓女成了文学、电影中的主角，与此同时，毒品生意兴隆，性病泛滥成灾，青年刑事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整个社会浸透着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气氛，所有这些都完全脱离了德意志传统文化的轨道。正是这种伤风败俗、腐朽没落的现象，使“大柏林市”在整个20年代取代巴黎成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同时，也一直“荣获”了“最腐败城市”的称号（注：米尚志编译：《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德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页。）。 当人们回顾战前的威廉德国--那个世界上最为强大、治理得最好、也最为道德的“正派国家”--的时候，当人们将这种种传统崩溃、道德没落的现象与战败后在德国风行无羁的“美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切“有教养的人”无不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随着生活脉搏的跳动频率越来越高，打有“美国式风格”烙印的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生活也越来越广泛。德意志人战前那种稳健、内向的性格已完全消失。报纸上的大标题中，“高速度”之类的口号时有所见，新技术的引进已与“性急的、马不停蹄的20年代”联系在一起，与时代的快节奏联系在一起，它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所有不熟悉感、不稳定感和无安全感都与“美国主义”的喧嚣联系在一起。由于美国不仅是一个战争胜利国，同时也是一个缺乏历史传统和文化象征的国家，因而在一贯崇尚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德意志学者心中，“美国主义”引起的陌生感与恐惧感也就特别强烈。对这种“美国式风格”会导致技术专制、最后导致全面毁灭的担忧，无疑能激起德国敏感的文化知识界强烈的批评。
    “美国主义”体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理性化，首先受到了自由主义--新教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批评。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受到了现代主义面貌的吸引，而且从表达形式上讲也属于先锋派阵营。着名剧作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他那首《700 位知识分子对一个油箱的崇拜》的讽刺诗中，控诉了在技术实用性要求冲击下人的本性、个性、文化和感情的丧失：“把我们塑造成集体的，这就从我们中毁灭了自我！在你的面前，什么感情都没有了。我们听到的是，将我们从精神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以电子化的名义，以理性和统计的名义！”（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第185页。）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这种对现代化的批评一直就是德意志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潮流。从本质上讲，它仍然以现代主义为基础，也是批评式地接受现代化矛盾的现实和成问题的未来的。它力图将现代主义与传统联系起来，防止现代化的过速发展，自然也希望能够缓慢地削弱自身与宗教传统的联系。它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早就看到了西方国家理性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的阴暗面，他这样写道：“对于那些‘最后的人们’来说，这种文化发展使这句话变成了真理：‘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灵的享受者’。这种虚无主义的想象已登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本质阶段，它使‘老的众神’失去了魅力。这个‘失去魅力的世界’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理性化的主要结果，因此，必须号召人们去进行一场现代意识形态的战争。”（注：马克斯·韦伯：《科学原理论文集》（Max Weber, Aufstze zurWissenschaftslehre），蒂宾根1982年版，第605页。）这种对现代化展开的进步主义文化批评，并不是由于落后性和对传统的特别依恋，而是由于一种有意识的对现代化发展倾向的理解才导致的。可以这样说，恰恰因为自从19世纪末以来，现代化逐步摆脱了威廉时代的传统装饰物，才使得这种进步主义文化批评在德国成为了可能。但与此同时，人们不可忽视这一点：种种对现代化的批评，既是针对现代性，又往往是使用了传统主义对现代化批评的暗喻的，这就使得人们很少去、也很难去将这种来自进步立场的现代主义、甚至是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特点的文化批评，与那种来自保守的、反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