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反美国主义”、“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斗争中，来自保守的反现代主义阵营的文学家戈特弗里德·本，发出了几乎与进步的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同样的声音：“自1918年以来，几乎整个德意志文学艺术界都是用速度、爵士音乐、电影院、海外、技术活动等口号来工作的，在其中强调的不外乎是对所有灵魂问题的拒绝。我坚决反对这种美国主义，我认为，那种纯粹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与欧洲国家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历史不相适合的。”（注：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第73页。）二、现代化进程与学者阶层危机
    对这场粗暴的现代化经历作出的种种苦涩、严肃的诊断，本身也反映出德意志学者阶层，特别是它的人文学者，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不适应性、无安全感与失望。要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原委，人们有必要回顾德意志学者阶层的发展史。
    德国着名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德意志的学者阶层自从它作为一个真实的阶层存在以来，就具有他们自己的道德与风格，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估价和生活引导，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了。他们绝大多数都比占有财产的市民要穷得多，但他们是以这个阶层精神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而自豪的，就仿佛他们是能够被看作与那些有钱人一样属于同一类的。学者阶层与市民，这两个类似的德文组合名词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Theodor Geige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DeutschenVolkes ），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100页。）德意志学者阶层的这种精神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唯心主义哲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上的成就，通过教育在社会上的重大意义，通过在国家管理、大学、教会中那些有威望的职业，通过作为整个市民阶级先锋派和政治代言人的角色来获得的。早在1848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他们就有过2／3的代表。
    随着1848年革命以及1862年“宪法冲突”中的失败，这个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的败落实际上已经开始，从根本上讲，这也是德国工业化和内政发展的结果。
    工业化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大变动，同时也带来了这个学者阶层与占有财产的市民之间的一场分裂。占有财产的市民一部分分离出来，并作为工业界的大资产者构成了一个新的上层，部分手工业和工商业中的中间等级成员沉沦到产业工人这个新阶级中去了。整个学者阶层在政治上发挥影响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这是因为，在帝国时代，老容克阶级的权力还在继续伸张，但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连同学者们在其中定调子的绅士政党，已趋瓦解，而社会民主党作为新型的群众政党，已替代了过去自由主义政党的角色。这种政治局面自然是这个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所不能适应的。
    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尤其是那些将自己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教育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人文学者们，必须忍受他们在社会功能和威望上受到的损害。随着不断进步的高工业化，对技术型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管理专家的社会需求变得越来越大，技术-自然科学上的职业、连同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上的职业，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都不断赢得了更高威望；而基础理论科学与人文科学则相反，正在越来越多地忍受着“时代贬值之苦”（注：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Karl Dietrich Bracher, Manfred Funke, Hans-Adolf,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iktatur）， 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259页。）。与此同时，另一种靠工资为生， 同样也坐在椅子上从事书写的脑力劳动者队伍--职员阶层，作为“新中间等级”已经形成，并早就在吸引那些大学毕业生了。这个学者阶层已看到了自己明显地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社会局势之中。
    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阶层对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不适应性，就已经开始通过观点不同的各种思潮表达出来，一种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文化悲观主义”的情绪，夹带着无言的愤慨随之发展起来。在威廉时代和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文化悲观主义”和愤慨，尽管也曾通过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得到过短暂的抵消，但却在战争失败的经历中，在“凡尔赛综合症”引起的民族屈辱的情绪中，在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生存基础的崩溃中翻了倍。
    这场通货膨胀于1923年11月曾在人类货币史上达到过1 美元兑换 4.2万亿马克空前绝后的高峰（注：戈尔登·A. 克莱格：《德意志史， 1866-1945》（Gorden Craig,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45 ），慕尼黑1989年版，第393页。）。 它扫荡了德意志学者及其家庭多年的积蓄，威胁到整个阶层的社会存在，剥夺了这个阶层在帝国时代还能享受到的养老金、相对的安全感、独立性和闲情逸致，并将这个阶层赶入到对一个职位的谋求、对出售他们作品的事关生存的依赖之中。德国着名文学评论家埃尔哈德·许茨痛心疾首地写道：“战前那种‘狂放不羁的文化艺人’已被紧密依赖市场的记者们所取代。在从事自由职业的医生、作家、记者、演员中，干第二职业成为了规律，人们不停地追求着每一种赚钱的可能性。大学教授的闲情逸致，作为每一种精神活动和思想形象的培养基础，再也不存在了。那种能得到老龄生活保障的感觉，一种类似于对付神经病人镇静剂之类的东西，已经消失。这是一种被贫穷追赶的局势！为生计所迫的情绪压抑着学者们的创造性，那种纯粹为精神服务的思想丧失了。”（注：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第159页。 ）着名表现主义诗人格奥尔格·凯塞尔为穷困所迫走上盗窃之路，并被判处一年徒刑，这一“事件”成为了魏玛时代整个学者阶层经济贫困化令人痛心的写照！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加速了这个学者阶层的最终没落。作为一个教育的等级，教授们不再拥有以前的团结一致了，因为在应付社会变化方面，技术-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总显得比基础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更大的实用性和灵活性。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它整个队伍都在发生萎缩，因为所有专业，连同实用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谋求职业上发生了困难。“因此，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已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了”（注：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第100页。）。
    尽管有这种社会地位上的降低和孤苦，但学者们仍然坚持自己是这个民族“思想精英”的意识，并比任何人都更为坚决地拒绝对早已发生的社会变化采取适应态度。这种“学者的清高”--没有这种清高，他就不是学者！--阻止着他们与工业界的联系，例如在“有钱人”那里谋求一个“商务顾问”的头衔。工业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尽管动摇了学者们的优越意识，但也恰恰因此使这种“学者的清高”硬化成一种顽固的拒绝态度，这种态度自然要作为“反资本主义”的东西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产业工人阶级政治分量的加强，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已成为这个议会制共和国中重要的参政力量，从而也使学者阶层在一种受威胁感中激起了“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情绪。由于工业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阶级都是工业化的产物，也由于这两个现代阶级政治分量的提高是以学者阶层地位和威望的下降为代价的，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工业化社会普遍的不适应性、无安全感与失望。
    知识界倾向不同的派别，对这场粗暴的现代化进程反应是不一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即知识界中的现代主义者们，他们的文化反映受着一种冲动的驱使，这种冲动就是试图恢复启蒙运动的一个期望：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重新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甚至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克服异化”。这条路线先是由马克斯·韦伯、继而由托马斯·曼等人为代表的。
    但是，这条路线又极易被另一种文化批评路线所掩盖，因为这种不适应性本身更易养育起一种反现代主义的愤慨。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愤慨能因每一场危机而变得更加激烈，因而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那种自由而激烈的知识界气氛中，恰恰强化了一种来自知识界右翼“新保守主义”近乎歇斯底里的发展。这种“新保守主义”带着鲜明的反现代主义色彩，成为了反资本主义、反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最为具体的文化表达形式。在这方面打头阵的也自然是人文学者中的右翼保守集团。这个集团的反现代主义矛头首先针对工业化和它的后果，在“金色的20年代”，也同样以“反美国主义”、“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文化批评形式表达出来。它不仅淹没了知识界左翼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进步光芒，而且也利用知识界左翼提供的大量证明，壮大了“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运动的声威。
    三、“文化悲观主义”与“新保守主义革命”
    现实困境所造成的压力，以及整个学者阶层困境的一致性，使得人们从文化观点上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两种立场不同的批评运动了。从政治上讲，这种压力与一致性，为无论是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运动，还是右翼保守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运动，都赢得了一种不与共和国相认同的特点。
    自从1928年魏玛经济开始再度滑入危机轨道以来，这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既抛弃了旧帝国，又对共和国悲观失望，而且也不再相信这个社会还能出现什么奇迹和希望，才在政治上被定义为文化知识界“左翼”的。无论是文化中的表现主义者，还是新客观主义者，都自称是一批“对这个社会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的人”。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染上了强烈的“文化悲观主义”色彩。左翼文学家埃里希·克斯特勒这样写道：“我们正在死亡，因为我们所有方面的精神都已经停止，我们想改变，但我们并不想改变我们自己。血液已被毒化……我们打算在地球表面的每一个角落都覆盖一层膏药，但是，你能用这种方法治愈那已被毒化了的血液吗？你不能。病人终有一天要崩溃，带着从头到脚的膏药一起崩溃！”（注：戈尔登·A.《德意志史，1866-1945》，第423页。）正是由于他们普遍认为这个社会已无可挽救， 因此，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与共和国的民主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保持着距离。但是，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下的任何作品，恰恰能为纳粹运动所利用。
    “新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则是一批不仅抛弃了旧帝国和共和国，而且将未来的理想投影到过了时的“前现代化”社会形式中去的人。具有特点的是，他们都呼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因为他们都认为，社会变化的极端性，只有用更极端的彻底解决方案才能对付得了。他们与左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往往怀有一场“革命的梦想”，并不停地宣传：“这场革命将粉碎所有的制度，改变所有的价值观，产生一个具有无以伦比的力量和思想统一的新帝国！”（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第425页。）事实上，这场“新保守主义革命”仅仅停留在“沙龙”、“俱乐部”的坐而论道和着书立说上。这些言论与作品，尽管运用了极高的伦理腔调，却迅速滑入了反理性主义的轨道。他们信奉的那条传统主义路线，例如，对《凡尔赛条约》的拒绝，对民主共和国的仇恨，《沥青文学》的喧嚣，对“新帝国共同体”的幻想，鲜明的反资本主义，“德意志的世界使命意识”，“专制独裁的社会改造”，从思想纲领上讲都对准了“前现代化”样板。从现实政治的意义上讲，这些人大多极为轻视“不学无术、没有教养、野蛮的”纳粹主义者和希特勒，从不参加纳粹党及其运动，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也大多成为了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统治迫害的对象。但从意识形态上讲，他们保守的反现代主义思想又与纳粹主义激进的反现代主义文化政治发展有着某种联系。由于他们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地位，特别由于他们的作品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使得他们实际上为纳粹夺权做了大量工作。
    这个保守阵营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唯心主义哲学家阿尔图尔·摩尔勒·范·登·布鲁克、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还有那位由保守向激进作急转弯的青年文学家恩斯特·荣格尔。这些“文化悲观论者”都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没有灵魂的、丑恶的纯商业资本主义”，都相信“这个由民主、自由虚弱无力的哲学统治的社会正在败落，并最终要灭亡”，并号召“造就一个英雄的民族，把德国从这种迫在眉睫的局势中拯救出来”！布鲁克这样写道：“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强调的只是伪善的理性而毁灭了人类英雄的精神，用自由的名义造就了无拘无束和道德败坏，以进步的名义培养了守财奴和奢侈浪费。它伪造着生活的本质，阻碍了本能的发展，破坏了民族的道德结构，促使民族崩溃”。因此，他号召人们“重新鼓舞起抵抗的意志”，“重新返回到古老、单纯、质朴、荣誉、勇气的普鲁士品质上来”（注：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20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Klemens von Klempere, Germany's New Conservatism,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155页。）。
    布鲁克也是一位最有影响的“背后捅刀子理论”的宣传家，这种理论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因于国内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的破坏阴谋，并在1925年就通过他那部轰动性的着作《第三帝国》，预报过一个“新帝国”的来临。尽管这部着作充满文学幻想、漫天许诺与可怕的预感，在批判现存制度上振振有词，但他所设计的那个“新帝国”，仍然只是贯彻“前现代化”传统专制的一种翻版，作为政治纲领一点用处也没有，希特勒之流也从来没有请教过他。
    斯本格勒则是通过他于1923年正式出版的那部名着《西方的没落》而名声大噪的。这部着作对现代化负面效应展开了全面批判，也一直成为一部在世界上引起最激烈争论、引起最多误解的历史理论着作（注：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OswaldSpengler,D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慕尼黑1988年版，再版介绍第1页。）。在这部充满“文化悲观主义”气味的着作中，他认为“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仅仅证明胜利者也真正地失败了，因为所有西方文化成员国家都同时衰败了”。但在认识了布鲁克后，他发现了一线希望，他开始怀疑：“在经历了这个普遍衰败的时代后，难道德国就不再能以一个生机勃勃新大国的面貌重新出现了吗？”因此，在布鲁克的引荐下，他加入了“新保守主义者们”的“六月俱乐部”。1924年，由这个反共的“俱乐部”组织的一次对青年听众的演说中，他这样讲道：“人类的野兽正在向我们爬来，非洲的阴影正笼罩着欧洲，但我相信，在前面的艰难岁月中，强有力的人物将会出现，他们肯定需要他们所能依靠的人，他们需要连俾斯麦都没有能找到的一代新人！这个命运是不可改变的！青年们，勇敢地服从于你们的责任吧！”（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第429页。）至于这个强有力的人物会是谁，连斯本格勒本人也模糊不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作为一位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他在反民主共和国的同时，也是反对、蔑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及其运动的。在他看来，“雅利安人的理论和种族神话是浪漫主义幻想的一部分，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实证论残余的一部分，因而是卑鄙的”（注：米尚志编译：《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德国文化》，第102页。）。
    斯本格勒的崇拜者、青年文学家恩斯特·荣格尔，却迅速将这种右翼保守的“文化悲观论”推向了“新战争文学”的方向。这位“新战争文学”的急先锋，极力煽动反理智论和虚无主义。在他的作品中，强调的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是冲突的“英雄场面”。在他那部《作为内心经历的战斗》的名着中，战争被称之为一种自然现象，一种暴风雨中的考验，一种真理的象征：“战争是一种真正伟大的经历，战争是必需的，因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唯有在战争中，在战壕里，战斗并战死，人们才能找到返回他们生命本质和源泉的方式！考虑后的行动只是一种没有男子气的柔弱征兆，内脏是比心灵更为健全的指导者，热情、汗水和鲜血将解决所有的问题！战争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新人将在我们中间产生！凡没有在弗兰德斯战斗过的人们，你们的生命是不完全的。”（注：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 第431页。）尽管荣格尔在保守主义阵营中被称之为“向纳粹主义方向作激进转变的反叛者”，但由于他实际上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因而就连纳粹主义者也只将他视为一位“不受欢迎的同盟者”。然而不容质疑的是，后来加入纳粹党的许多青年人，在他们的“美国主义”梦幻破灭之后，都是首先通过荣格尔的小说，才激起了“渴望战斗的情绪”的。
    对此，着名的进步主义文学评论家恩斯特·罗伯特·库齐乌斯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对于我们的德意志人来说，要想从命运和悲剧中寻找精神上的源泉，可真是太容易了。而命运又总是在为那些在精神上迷失方向和幻灭的人们逃避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而辩解，也总在使他们引以为荣，这不能不是悲剧！”（注：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20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第172页。）当1929年那场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结束了“美国主义”的神话，并再次动摇了德意志学者阶层的生活安全时，来自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批评，已经能够用更高的伦理腔调来反对“都市化社会”的现代主义了。在一种向“前工业化”田园诗景致的全面退却中，这些右翼“文化悲观论者”的所有作品都在企图从历史神话的复兴中，找到一条摆脱20世纪思想-文化危机的出路，因而将“健康的德意志民族特性”与现代化大城市的“无灵魂性”对立起来，将德意志乡村的“传统美德”与大城市的“罪恶深渊”对立起来。至于纳粹主义者，已经喊出了“用农村来反对大城市！”“实现血与土、农夫与武士的乌托邦理想”（注：约斯特·赫尔曼德：《新帝国的老梦想，民族乌托邦与纳粹主义》（Jost Hermand,Der alte Traum Vom Neuen Reich,V lkische Utopien und Nationalsozialismus），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40页。）的口号。
    在魏玛共和国的文化繁荣中上演的这场“反美国主义”文化批评运动，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在德意志历史上，存在着一条笔直、单一的从尼采到希特勒“毁灭理性”、“敌视进步”的反现代化批评路线。事实上，纳粹主义者在“以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名义”掩盖野蛮的所作所为，与马克斯·韦伯、托马斯·曼等人代表的进步的现代主义文化批评路线并不是一回事，甚至与保守的反现代主义者们的“新保守主义革命”路线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它与后者有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因为纳粹主义，作为激进的反现代主义，并没有采取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哲学，它所采取的恰恰是“积极的、乐观主义的、具有进攻性的战斗精神哲学”，纳粹主义信徒们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信念与必胜把握的基础上的”（注：米尚志编译：《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德国文化》，第227页。）。但是， 当人们要去谈论德意志“文化悲观主义”、“新保守主义革命”与纳粹运动崛起的关联时，必须注意到：纳粹主义本身是能够从“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的伦理说教中获得足够多的营养的，是能够从愤怒的小资产者对已丧失的特权的依恋中获利的，也是更能从战后一系列危机中不断培植起来的价值丧失感和方向迷失中获得市场的。纳粹运动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并能夺权成功，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最能够将各不相同的种种时代潮流融合成一股愤怒的洪流，并为己所用。
    也就在纳粹运动崛起的大危机关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他沉重的语言，对发生在魏玛德国的文化批评运动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在我看来，对于人类这个种属来说决定命运的问题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否，或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成功地克服侵略和自杀的驱动力对人们共同生活以及融洽相处所造成的干扰问题。人类已经相当多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安，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担忧了。现在人们所能够盼望的是：两位天神（死神与爱神）中的一位，那位永恒的爱神厄洛斯，将会作出一种努力，以便在与他那位同样也是不死的对手的斗争中伸张自己。但是，谁能预测到斗争的结果和结局呢？”（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第190页。）或许， 弗洛伊德在这里向人类提出了一个超越他那个时代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