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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的集中化(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张清 参加讨论

三、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与法西斯上台
    本世纪以来德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无数历史机缘,都汇成了一股推动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不断发展的强大力量。其中三十年代大危机及其所反映的一般垄断弊端,则成为法西斯最终掌权强有力的催化剂。
    战争与战败均推动了德国社会上层与中下层对集中化趋势的要求。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德国社会形势,希特勒称:“国家--不但不能日进于安全,反而日见衰败了,旧帝国的光荣灿烂,也不能掩住了其内部的衰弱,而振兴帝国的一切企图,次第的宣告了失败。这都是因为不注意这重要的问题(指国家)的缘故。”(注:(德)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28页。)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的混乱局面,因此, 纳粹党在其二十五点政纲中强调“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在1919-1920年的德国,比起1914年以前稳定而安全的德国来,反犹口号更容易得到响应。1914年以前,只有某些社会集团感到受犹太企业主或放债者的威胁或剥削。而在革命后,中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就受到威胁了。战败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计;很多难民从割让出去的领土涌入德国,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凡尔赛条约又使中产阶级破产,并使他们最后的安全感毁灭了。”(注:(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2页。)这种情况,使强权国家和民族主义在集中化的问题上高度结合起来。
    在这种高度的结合中,资本的力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使魏玛国家成为“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页。 )。这又形成了法西斯上台的一大机缘。从1924年起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化要求也日益发展。在国家强制卡特尔化政策的推动下,1922年全德有卡特尔1000多个,而到1930年增加到2100多个。在二十年代中期,德国约有2500个辛迪加,国家垄断资本的“国有企业”资产高达数亿马克。资本的这种发展,极大地影响了魏玛国家的政策。早在“1919年12月,德国工业家中央同盟联合会与工业家同盟合并为德国全国工业同盟,并与德国企业主同盟联合会共同在幕后操纵政府”。1920年6月,垄断资产阶级为干预政府的经济政策, 又建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其占统治地位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注:朱仲武等:《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3页。)到了不得1933年6月, 德国教会联盟署在关于德国形势的阐述中,便将魏玛国家集中化的趋势与法西斯集中化政权的关系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近代20年来,德意志人民一直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政府意欲在国家、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巨大的组织和精神努力,将我们民族生活中没落的制度重新塑造成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权力机构所采取的措施是强硬的。”(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大危机,以破坏性的方式表明,一般垄断相对孤立和分散的生产和管理,已严重不适应社会化生产过程对集中化的更高要求。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1928年自由工会便提出,共和国的经济应建立一种“公共经济”,“它享有支配劳动力和个人消费的最高权力”,应该走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9-320页。)而一旦大危机真正袭来,魏马共和国的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便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进而极其自然地向法西斯主义国家垄断和国家干预过度,希特勒法西斯集中化政权的上台便成为偶然中的必然。“从1930年起,德国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比起1923年的通货膨胀危机来,这场危机持续时间更长,从某些方面来讲更严重。失业数字急剧上升,从1930年的二百三十五万八千人增至1931年12月的五百六十七万人和1932年2 月的六百一十二万八千人,其中半数以上没有得到任何经常救济而只有所谓‘福利’补助,这完全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注:(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9-150页。)工业家卡尔·杜伊斯贝格在1930年1月抱怨说:“破产的数字不断上升,1929年头十一个月已达到八千九百五十家,这早就超过了前一年(即1928年)头十一个月七千三百六十家的数字。”(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5页。)《格丁根日报》于1930年8月28日报道说, “八千零三十五家(钢铁)企业中已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家停止生产:一百五十家要倒闭”。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央党领导人之一欧根·博尔茨在1930年3月11日给其妻子的信中写道:“人人都感到软弱、无能。我们整个政府体制都显得软弱无能。”“我一直认为议会无法解决其严重的内政问题,如果有一个独裁者能维持十年之久,这是我所期望的。”几天后他又写道:“独裁!让我们自己掌握命运吧!”(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页。)“但是,决非因此统治阶级便做出了明确的预计要建立一种法西斯制度的决定,而是对权威统治的多种模式进行了讨论,甚至进行了试验。”(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这种试验,便是面对“经济似乎不在会繁荣,年迈的总统束手无策地不断更换总理”(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6页。)。正是在这种政府的不断更换中,魏玛国家大踏步地走上了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中央党领导人之一博尔茨的信件写就后不久的1930年3月30日, 该党海因里希·布吕宁“权威的总统制政体”登台亮相(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在对待法西斯的态度上,布吕宁亲自对其亲信说,符合“德国的利益的是,不要让这个运动承担政府的责任而太快地耗尽它的力量”(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6页。)。至于弗朗茨·巴本,其本人早在1931年就提出必须从布吕宁“隐蔽的独裁”中彻底放弃民主的门面,建立一种“民族基础上的独裁”,提出必须“争取和明智地合并民族右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1页。)。1932年6月1日,巴本自称的“民族集中内阁”成立,其意图是“专制地领导”(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4页。)。 从此军国主义的势力和试验进一步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32年12月3日,进行“国家社会主义”(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5页。)试验的库特·冯·施莱歇尔上台。其上台后不久,便制定了“走向新的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的紧急纲领。而正是这个纲领,成为“那个在第三帝国得到充实的体制的开端,国家在这个体制里,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起着决定一切的订户和顾客的作用”(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4页。)。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始于大规模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刻。大规模经济危机意味着,千百万人陷于苦难,丢掉工作岗位,对前途充满恐惧,作为商业、手工业、农业等部门的小所有者丧失其社会生活条件,人们茫然失措、惶惶不安,在绝望中寻找出路。”(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到此为止,大危机以极端的严重的破坏性方式表明,二十年代以来得到高度发展然而又是相对孤立和分散的一般垄断水平的集中,已不能正常维持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也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对更大范围、更高水平进一步集中化管理的历史趋势。这使国家政权必然一步步地走向维护私有制前提下的国家大规模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旧帝国封建性高度集中化的王冠,早已被一战打翻在地而无人拾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由于工人阶级自身的不成熟和分裂等等原因,与历史机缘失之交臂;西方民主型的社会政治构架可以实现民主型的干预,于德国的长期专制历史环境中又水土不服而时常离国而去。在魏玛国家的反危机集中化试验中,布吕宁的施政里“没有一项法令奏效,几乎每一项措施都起了不利于生产的作用”(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9页。)。巴本上台后,危机却达到最严重的水平。至于施莱歇尔,到1933年1月, “大庄园主不断缠住了他们的总统,要求罢免施莱歇(尔);德国工业全国协会也可以举出一大堆理由要总理下台”(注:(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8页。)。 出于维护资本生存利益的需要,“经济界的共同利益是清除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希望民族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上台,能在德国奠定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另一共同的利益是希望希特勒的经济纲领付诸实施”(注:(德)莱因哈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上述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在战后纽伦堡审判中的自白,正反映了从魏玛国家集中化试验向希特勒政权的自然过渡。果然,同年同月的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这一任命,宣告了德国原有统治阶级的权势集团与法西斯党人正式结盟的最后抉择。
    “如果说,领袖国家对德国生活的一体化确实做到使多数人民不是从内心相信,但无论如何使得人民听任新政权自行其是,给它一个机会,且多数人民跟着他走,服从他,那么,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注:(德)卡·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3页。 )法西斯上台后其意识形态的这一自白,或许多多少少反映了法西斯政权,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集中化历史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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