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性评价标准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评价活动，但却无法满足现实评价主体对于自己现在与将来更高层次的价值需要。由此，现实性评价标准应运而生。
    首先，历史事物的作用常常是多方面的，往往在预期后果之外，还会产生其他出人意料的后果。它在当时与后世的成败得失主要来源于直接后果，而对于现在与未来的意义和作用却只有在直接后果逐渐沉淀之后，才会慢慢显露。评价主体如果不从现实的需要与认识水平出发，就不可能对其做出科学的、富有预见性的评价。比如，资本主义出现后，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其社会化、现代化的程度就不断提高。工厂林立，产品如潮，人类社会随之步入现代文明阶段，资本主义创造了比以往社会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的价值。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对于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发展无疑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它不仅使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也使整个人类社会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然而，在当代，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大气、土壤、水源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一些动植物濒于灭绝，人类似乎在自己虐杀自己。评价主体只有从这种实际状况出发，从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标准出发，才能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带来的负面后果、消极作用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才能认识到现代工业发展的前景规划必须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再也不能先破坏后治理，只顾一时利益而遗害子孙万代了。
    其次，历史事物的发展进程往往较长，一段时间内它在质与量的形态上都还没有发育成熟，只有到现代条件下，它的作用与意义才比较完整地展现出来。评价主体必须站在现代认识水平上，从现实性评价标准出发才能获得客观的、符合未来发展趋向的评价结论。例如中国的人口问题。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而且在封建社会的很长时间内，人口数量被看作地方行政长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尺，同时也被看作国家兴衰的睛雨表。宋代以前，中国人口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处在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中。宋代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但是由于集约型农业的发展（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需要投入相对较多的劳动力，而精耕细作程度的提高又反过来可以养活相对较多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对内、对外战争不断，人多的优势仍然为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所称道。“人多有利于生产”、“人多有利于打仗”，这样的历史性评价标准影响了几代人，以至当马寅初提出应该控制人口发展时遭到很多人反对，而毛泽东“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却风靡全国。以往的中国人口问题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作用并没有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而当今中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沉重包袱，并由此引发了粮食、能源、环境等诸多难题。这时，评价主体必须以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标准，利用现代科学的认识成果，逐步认识并处理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计划生育的政策正是这种现实性评价标准的产物。
    因此，现实性的评价标准是历史评价活动得以进入高级阶段的至关重要的标尺。它不仅是评价主体的现实需要、现实价值取向的产物，也是现代科学发展和与之相应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认识方法的产物，同时它更是现实实践的内容与目标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只有通过现在这双眼睛才能看到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历史学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注：〔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22页，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6年第二版。）。
    但是，现实性的评价标准在历史评价活动中也会带来一定的不利。评价主体从现实需要出发，从现代认识水平出发，往往会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模糊起来，不顾历史条件，而一味将自己熟悉的概念、观点强加到古人身上，或者以现代标准去苛求历史事物，又或者以“我”为中心随意附会历史，这都是将历史现代化的错误倾向。例如对武则天的评价。有人认为武则天的功绩之一是提高了中国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甚至把她描绘成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评价者在这里将现代社会中妇女要求解放、要求有同男子一样平等地位的观点运用到了古代社会；为了替武则天翻案，把武则天个人地位的提高、个人的翻身看成了整个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翻身。在这里，评价主体混淆了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把现实的需要当成了历史主体的活动目标。又如“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的“以法划线”，把凡属法家的历史事物都说成是爱国的、进步的，凡属儒家的历史事物都说成卖国的、反动的，并声称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再如，评价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时，有些学者把现代市场的某些概念套用到古代市场中，只是用“剪刀加浆糊”的办法就断言汉代已经形成了全国性市场。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是有一定发展，但在当时还不具备形成全国性市场的条件，最多是一些地区性市场。因此，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家维柯曾指出：“人对辽远和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注：〔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99页，商务印书馆，1989。）这样一来，历史评价就失去了历史感，同时也带来了试图以主观重塑客观历史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