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中国敦煌地区，发生了一件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这就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由于这一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国际显学--敦煌学。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值此世纪之交的2000年，正逢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学也将走过百年历程， 全世界敦煌学者和关心敦煌的人士都在关注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回顾百年敦煌学历程，展望新世纪敦煌学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编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 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是20 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然而，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学的缘起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通道。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藏经洞文献的发现，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几种文化的汇流及其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凸现出来，敦煌文献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意义更为重大。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各方面，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敦煌文献中所存早期禅宗文献，古佚经疏、疑伪经典、净土教及三界教文献，是世所罕见的佛教典籍，不仅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文献中摩尼教、景教文献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官私文书，也使敦煌地区晚唐、五代、宋初悄然淹没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再度为世人所知；同时，这些官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未加任何雕琢，完全保存原貌，使人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历史至关重要。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是引人注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敦煌文献中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中，有不少是宋代以后佚失无存的孤本，这些佚书重见天日，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敦煌文献中的科技史料，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它不仅使我们体会到古代中国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且敦煌文献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纸谱，标志着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历程。敦煌文献还保存了一些音乐、舞蹈资料，如琴谱、乐谱、曲谱、舞谱等，它不仅使我们有可能恢复唐代音乐与舞蹈的本来面目，而且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史、舞蹈史的研究。敦煌文献始于十六国，终于五代宋初，历时近七个世纪，因此，敦煌写本也是研究中国书法的活资料。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竞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纪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大放异彩。
    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学科。最早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史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他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中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这一名称从此沿用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名词，为全世界所通用。敦煌学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新发现的文献及相关问题上，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凡与藏经洞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都成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