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学者是敦煌学的开创者，早在1910年前后，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就出版了第一批敦煌学著作，为条件所限，这一时期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主要是收集、刊布敦煌学资料，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写了许多跋文，判断出许多写本的归属和价值，对归义军史研究和敦煌俗文学研究，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从2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于道泉、王庆菽等人先后亲赴伦敦、巴黎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后来陆续出版以刘复《敦煌掇琐》为代表的一批敦煌学资料，在我国拥有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以前，这些资料是我国学者研究敦煌学的主要资料来源。这一时期，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也开始得到利用，出版了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由于资料的增加，我国学者的研究也由原来简单的题写跋文、考证内容，变为利用新资料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多种研究，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
    1944年，在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它标志着中国敦煌学研究从文献整理研究扩展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随即开始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敦煌学研究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1951年，中央政府将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由文化部直接领导，使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妥善保护。60年代初，通过国际交流，得到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改善了研究条件，从而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及敦煌文学研究等方面，更是走在世界前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王重民、刘铭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年），这部索引包括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敦煌遗书散录四部目录，是我国学者所编的一部较完全、较准确的工具书，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敦煌文献研究的成绩，至今仍是敦煌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文革”期间，我国敦煌学研究初步发展的势头被迫中断。
    1977年以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不懈努力，开拓进取，中国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1984年1月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 决定在原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成立敦煌研究院。目前敦煌研究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队伍，中青年专家正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主力军。我国学者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几乎都有学者研究，诸如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等。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进一步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造纸术和印刷术、医学、交通等。我国敦煌学研究形成了领域广阔、结构庞杂、功能多样、个性独特的学科群。其中一些研究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学、归义军史、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983年以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先后举办了6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敦煌研究院也先后举办了5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我国敦煌学的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外，其他形式的研讨会则更为活跃。中国敦煌学者多次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艺术展览，英、法、日、俄、印等国家的学者也来我国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和交流，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
    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活跃着一支敦煌学研究队伍。港台地区近十多年来还举办了几次有影响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究会，进一步推动了港台敦煌学的研究。
    国际敦煌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法国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1920-1924年伯希和发表了六卷本《敦煌石窟》图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谢和耐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则是这一时期法国敦煌学的两大代表作品。对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是法国敦煌研究的一大特色。目前，以“敦煌文献研究组”为代表的法国敦煌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仍在继续进行敦煌文献的整理刊布与研究工作。
    英国也是敦煌文献和文物收集的重要地方，因而也有一批学者在研究。近年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合作，在中国大陆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收录了不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所藏全部汉文社会文书及绢纸绘画上的汉文题记。
    俄罗斯（前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是从1957年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设立敦煌学研究组开始的。近年来，俄国方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协议，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俄藏敦煌文献》，鄂登堡早年考察敦煌的笔记也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将更进一步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当时，罗振玉把在北京看到的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情况，函告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立刻引起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二战以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主要是收集、整理和刊布资料，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初步成果。从50年代中开始，因为找到了一度不知去向的大谷文书，又得到伦敦、北京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片，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又进入一个高潮，在京都，石滨纯太郎等人组成了西域文化研究会，其研究成果汇编成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70年代以来，在获得更多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并在佛教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法制文书研究等方面形成日本敦煌学的特色。从1980年开始编纂并陆续出版的13卷本巨著《讲座敦煌》，是一项规模宏大的集体合作研究成果，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家，因而《讲座敦煌》是一部质量上乘，全面综合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著作。
    此外，匈牙利、荷兰、挪威、瑞典、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都有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敦煌学研究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