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主思想是指一切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诸如反封建思想、自由思想、平等思想和有关民主政体的思想等等。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民主思想家。他的学术活动及成就已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但其民主思想尚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揭露抨击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死敌。因此，在近代史上，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曾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但是，由于维新派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革命派又因过分注重反满而忽视对民主的宣传，这就给封建伦理道德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间，从而造成辛亥革命后国号虽新却思想依旧的局面。五四运动前后，正在北大读书的傅斯年开始对封建道德大张挞伐。
        傅斯年首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封建伦理道德“信条”进行猛烈的抨击。他怒斥这些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灵魂，泥菩萨”，都是“戕贼人性为仁义”的坏东西。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列举了福建延平府流行的青年妇女为死亡的末婚夫殉节的典型事例。这种陋俗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时期，延平名儒李光地就定下一条家法，要求李氏女子定婚后如果丈夫去世，则应殉节，“若是不肯，别人当助他（她）死，好求旌典”，故李氏一家，受旌颇多。“乡人见了，羡慕的了不得，一起学他（她），就成了风俗。”傅斯年对这种违背人性的封建信条恨之入骨，指出它比地狱还残酷，是“骨子里害人到底的信条”。[1]
        齐家格言也是封建伦理道德之一，它最早出现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此后得到逐渐完善和规范，其内容有“父母在，不远游”，“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等。傅斯年对这种格言也予以批判。他愤怒地说：“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2]这段话是说家长要求子女顺从社会和众人，服从父母，而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和行动。傅进一步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摧残孩子的个性，泯灭他们的天才，阻碍社会的进步。
        在近代史上，国难深重，社会异常黑暗，许多人对前途丧失信心，故出世思想尤为盛行，傅斯年也对此进行了揭露。他指出：出世的人生观有两种，“一、肉体的出世”，如出家的僧、尼或隐士；“二、精神的出世”，指看破红尘、知足长乐、与世无争、无所作为等，都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他痛心地说：这种人生观使许多杰出人物“遁世不见，知而不悔”，[3]虚度终生，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
        傅斯年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对促进人们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解放思想，追求民主自由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斗争
        在近代史上，封建皇帝、官僚、地主和资本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广大人民深受剥削压迫，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双方极不平等。虽有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一代代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傅斯年对这种不平等现象深恶痛绝，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五四时期，傅斯年就发表了著名的《一段疯话》一文，着重揭露了坐汽车的四个特权阶层。他指出：“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收贿过的。”“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的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道理的徵验。”“第四类是纨绔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著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许多人迎合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在着”。“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碍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段，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来看，都是劫掠来的，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性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所以，傅斯年大声疾呼：“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4]傅斯年这篇文章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平等思想，猛烈抨击了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四类人，鞭辟入里，形象深刻。当然，他所说的“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只是一句气话，根本办不到。到了三四十年代，傅斯年由原来对不平等现象的文字批判发展为直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