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给求学者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为了使那些聪明好学的贫家子弟与富人后代有一个平等的求学机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对入学考试的命题、试卷印刷、批改都实行严格管理，坚决杜绝舞弊行为；他力戒说情风，“对于通关节入学者之函件一律不阅不复”。他多次在报端上发表声明，严正表示：“假如有人发现我，或其他台大主持人以人情收容任何一个学生，那么我们便是作弊，应该受国法的惩罚，并受社会的制裁。”傅斯年在校长室门口赫然写上这样一行大字：“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因此，在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从未有人情入学者”。[11]（P45）这样，贫家子弟就有一个和富家子弟相同的机遇，使他们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施展才华。
        第三，注重乡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傅斯年指出，自清末新政以来，新式学校都建立在大都市，乡村教育从未受到重视，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中国之基础仍是在乡间”，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只有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谈得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实现教育平等。所以，他建议“自高中以上的学校，要训练并诱掖学生反（返）乡间去的一条路。”[6]（P341）
        傅斯年的教育平等思想反映了广大民众渴求知识，希望获得教育权力的美好愿望，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于提高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有着积极意义。
        四、对傅斯年民主思想的分析
        傅斯年的民主思想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傅对封建信条和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揭露批判和对个性解放的倡导言辞激烈、鞭辟入里，与陈独秀、吴虞、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相呼应，在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里掀起巨大波澜。傅斯年把贪污腐化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去，这是当时其他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望尘莫及的。傅斯年的教育平等思想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很值得称道。总之，傅斯年的民主思想颇具特色，在中国现代民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傅斯年为什么能产生此种独特的民主思想呢？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其一，童年生活的影响。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七世祖傅以渐为清朝初年状元，此后傅家世代为宦。但是，从傅斯年的祖父傅淦起，家道衰落。傅斯年9岁的时候，父亲傅旭安（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不幸病逝。全家5口人（祖父傅淦、祖母陈梅、母亲李叔音、傅斯年及其弟弟傅孟博）仅靠傅旭安学生的零星接济，入不敷出。有时候，傅斯年的母亲不得不把房上的砖瓦拆一些变卖，以解燃眉之急。傅家房屋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傅母便抱着傅斯年的弟弟，打着雨伞避雨。童年的辛酸在傅斯年的心灵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一生忧国忧民，痛恨各种不平等现象，与贪官污吏进行坚决斗争。小时候，傅斯年经常到乡下的外婆家小住，看到乡亲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农忙时多达20多小时，才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傅斯年后来回忆说，“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傅斯年逐渐认识到：“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使农民愚味、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要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10]所以，傅斯年在成年后大力倡导并实施教育平等的思想，尤其注意乡村教育。
        其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兴起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和平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在北大任教，傅斯年此时恰在北大读书（1913-1919年），深受影响，并积极投入斗争行列。
        其三，西学的熏陶。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文化，大大便利了西学的输入，因而各种西方思想纷纷传入中国，对年轻的傅斯年产生了一定影响。1920-1926年间，傅斯年又留学英德。在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深入研究了西方各种政治学说，并将其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民主主义观念。
        傅斯年的民主思想并非现实生活中的西方民主，而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民主。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傅斯年不赞成，甚至反对真正体现平等、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设计自己的民主方案，致使他的民主思想中存在许多缺陷，如他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的实质：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反对通过暴力实现社会主义等。所以，傅斯年的社会主义方案是极不完整的。傅也没有认识到不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提高穷人的经济地位，真正实现教育平等。总之，傅斯年的民主主张及实践只是细枝末节的改良举措，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结果，他的理想变为空想，不得不“依附于孙中山死后逐渐变质的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居于被呼来唤去的地位”。[13]（P240）
        【参考文献】
        [1]傅斯年。社会的信条[A].傅斯年全集：第五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2]傅斯年。万恶之源[A].傅斯年全集：第五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A].傅斯年全集：第四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4]傅斯年。一段疯话[A].傅斯年全集：第五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5]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A].傅斯年全集：第五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6]岳玉玺，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7]傅斯年。去兵[A].傅斯年全集：第五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8]傅斯年。评英国大选[A].傅斯年全集：第五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9]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J].新潮，1919,（1）。
        [10]傅斯年。邮政罢工感言[A].傅斯年全集：第五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11]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傅斯年[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12]马亮宽。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13]何兹全。一位诚实爱国的山东学者[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