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后中国不仅仅身处于国际和平民主潮流的裹挟中，而且国人亦向往和平民主，呼唤重建家园。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方面，国内民主党派掀起了参政浪潮，意欲国民党改革政权体制，实行民主政治，此期间欧洲大陆闪现的“联合政府”似乎提供了一种参考；另一方面，今非昔比的国民党及其统治，也到了非有民主力量的冲击与革新就不能再维持其统治的时候了。这些则意味着联合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的社会经济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世界各国经济、社会亟待恢复或发展，人民反战情绪高涨，正义、独立、和平、民族解放成为战后世界政治和舆论的主流。各国各地区人民抓住战后的大好时机，发动新的政治斗争，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之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产党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较战前有了更大发展。法西斯侵略者被打败后，一些国家内外矛盾复杂，虽存在爆发内战的危险，但一般地并没有导致战争，相反，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资产阶级协商，进行竞选活动，结果一度成立了“联合政府”，使国家免于战火，迅速恢复和平。这意味着，通过成立联合政府，也可以达到和平，避免战争。这种国际背景对中国达成联合政府应是不无影响的。
        在战后世界各国趋于和解与合作大背景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同样迫切要求有一个重建家园、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强烈期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携手共建新中国。有人呼吁：“多少黄金时代已经错过……一错再错，还能就此永远耽误下去吗？”第三党提出：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并承认现有的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停止军事行动，迅速召开政协，成立东北地方自治联合政府，‘国大’召开前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注：《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1945年12月16日；《中华论坛》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45年12月1日出版。）九三学社提出：国共两党的军队立即无条件停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方式解决之”。（注：《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民盟明确认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弥内战。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战争责任；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人民的公敌”。（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1945年11月18日，成都大学21个团体联合发表《制止内战宣言》；19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国内的上述呼声体现了人民向往和平的殷切之情，有利于抑止战后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联合政府”的格局。
        第三种力量的上升，是抗日战争的结果之一。众所周知，整个抗战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国共两党实际是各自独立发动抗日民族战争，广大中间势力则常常陷于选择与依赖的困惑之中，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但是，随着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中间民主力量借助国民参政会这一政治舞台，议论时政，发表政见，参与国是，逐渐走出选择与依赖的困惑，自身力量逐渐壮大并走向团结。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民主政团同盟、再到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从呼吁抗战到两度掀起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间民主力量联合加强，力量凸显，党派意识增强，社会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这是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强化“问政”与“联合”的新趋势，体现了民主党派作为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已成为两党无法忽视的力量和民主政治运动的生力军。
        随着抗战的胜利，历经民主宪政运动洗礼的中国民主党派，战时发展的“联合”与“问政”的趋向进一步增强。尤其是以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舆论议政和政党活动，逐渐已形成一定规模并走向公开化。据统计，1946年仅在国统区正式登记注册的报刊杂志就有984家，而实际数达到1832家，总发行量为200万份。1945-1946年间就大约有近百个政党和社团在各地宣告成立或公开活动。（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82-583页。）战后，不仅涌现了一批新的民主党派，原有党派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其中中国民主同盟（原称民主政团同盟）在战时与战后中国政坛无疑是影响最大、发展最快的中间党派，1945年已拥有3000多名党员，大多为知识界精英，遍布全国主要城市。自称坚持“独立性和中立性”，口号是“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民主党派不断发展与壮大，显示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政治力量在战后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民主党派为使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统一建国的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从抗战后期的“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到1946年参与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甚至到国共决战在所难免之时还有民主人士在其中斡旋。无疑，他们也是促成战后中国“联合政府”政治的鼎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