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战后中国业已形成的国共两党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三大力量系统并立、民主力量与独裁势力处于均衡的政治格局，是八年抗战积累而成的硕果。它与战后美、苏两强及其集团互相对峙与共存的世界政治格局紧密呼应，从而确实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提供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即建立一种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谋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共和国制度。“联合政府”则正是适应这一历史性机遇的产物。与此同时，战后中国这一全新的政治格局，也规定了执政的国民党集团可行或可能的选择，就是放弃昔日传统专制的一统模式和由国民党垄断下的所谓由军政、训政达于宪政的思维，正视政治现实，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民意与世界潮流，主动选择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与口号却是由中共在抗战后期率先提出的。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是中共在经历了多年的武装割据之后，以和平的政治方式首次公开并明确地向自己的政治对手国民党提出重新分配国家政治权力的要求。此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著名演说中都先后对联合政府的方案进行了更为具体详实的阐述。然而，面对中共高举的“联合政府”这一符合潮流、顺应人心的旗帜，国民党蒋介石并不予以正式承认，而力图砍削之。与之对应，共产党人也没有恪守教条，而是灵活地变换战略策略与斗争形式，“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以战促谈”：即一方面为实现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多方努力，与国民党、民主党派等国内外政治势力协商建国，另一方面坚决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并准备迎接随时可能爆发的内战。在谈判桌上，中共党人为使和谈不至中断并取得进展，尽可能作出了退让，甚至作出暂不提联合政府、党派会议、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等和军队整编数量上的重大让步；在战后接收胜利果实的战场上，中共军队的以打对打，使国民党军占不到便宜。正是这许多重大而有原则的适时让步与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战后中国和平民主的进程虽然十分艰难，但其成果重大。国共两党继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又有1946年春天“四大协议”的形成，从而使国民党关于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我才给你民主”盘算落空。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等中国主要政治势力或代表共同参与议政，决定中国国是，本身就意义非凡；其讨论的各项协议“都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今后命运大事”，都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民主的原则与方针；而当年政协议案中有关民主政治的规划，特别是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规定，这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采用联合政府名义的联合政府。若循此继续向前，则将开辟中国政治历史的新纪元，中华民族也将真正实现民主和复兴。
        但是，受对形势错误估计的影响和被传统一统模式定格了的蒋介石无法把握时代脉搏，驾驭时代潮流，其历史性的错误决策使“联合政府”的可行选择瞬间化作了一片幻影。
        蒋介石的错误抉择首先来自对中共实力认识不清。它导致其盲目自大，确定所谓的“解决中共”的错误目标，从而轻率的以内战冒险取代了转向和平协商治国的机会。勿庸置疑，国民党已经认识到中共是自己最有力的挑战者，但对这位老对手的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在战后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中，蒋介石虽曾准备过两套方针，“或者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迫使中共放弃武力，改走合法道路”，或者“放手动员作战”，以消灭中共武装，但他却简单地认定，“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1981年版，第156页。）1946年5月下旬，蒋介石亲赴东北要地视察。他曾召集前线将领，询问在东北与共军作战中，共产党的战术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得到的结论是：“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就是这些部下的肤浅看法使蒋介石断定：中共“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注：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页。）徐永昌曾请蒋介石斟酌对中共军队进攻一事，蒋竟然预言，中共“一年期可削平之”。（注：《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8册，1946年6月17日。）以参谋长陈诚为首的黄埔系军人更是一味迷信武力。还在1945年底，青年党成员李璜劝他说：“国军已疲乏，不适内战。”陈却答道：“李先生不要去信共匪的宣传。国军六个月内便足以消灭共军，请放心！”（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卷），第593页。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对战争的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建立在低估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同时高估自己的统治实力以及忽略了人心向背等非军事因素的基础上作出的。于是，“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自然难以纳入蒋介石的视野之中。
        其次，导致蒋介石错误抉择是其谈判桌上“以强欺弱”，呆板地死守“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与“军令与政令统一”的所谓原则，因小失大，在政治上丧失主动权。重庆谈判，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等人赴渝和谈的信函，似乎占据了主动。但他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敢于来渝谈判却显得应对失据，和谈的准备不足。中共从容赴渝，夺取了政治主动权，蒋介石一厢情愿，片面地抛出了“三条原则”：“不得于现政府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不得分期或局部而“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解决“必须以政令军令之统一”为中心。（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4册，台北1977年译印，第19页。）这些死板的原则，不顾及国共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两种政权长期共存的历史事实和世界和平民主的大势，也就抛弃了战后中国鲜活的政治新格局。结果，国民党死守一个政令，却丧失了驾驭战后中国政局与把握时代潮流的机会。
        再次，导致蒋介石错误抉择的则在其“以夷制夷”，错误地把国内政治问题解决的宝压在对美苏矛盾的利用上，结果反而成为美苏关系及其全球战略调整的牺牲品。在战后国际格局的大框架下，中美关系、中苏关系都受着美苏关系的制约，可以说，中美苏息息相关。蒋介石意识到了这点，因而采取了对美依赖，对苏则有限依靠的策略，并且在对外关系上试图利用两国矛盾而得利。国民政府这种打两张牌的钢丝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毕竟要受制于美苏关系及其全球战略的大框架；美苏一旦矛盾加剧而调整其远东政策，国民党政权对此则将无可奈何，甚至会成为两强关系调整所引发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东北问题的剧变即是例子：本来，东北问题已由中苏协定规划好并可以解决的，苏联也可以维持自身的利益。然而，美国独占日本，引起了苏联政策的变动。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考虑，迅速开始调整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其直接后果即苏联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注：参见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更加严重的是，9月底，美军在既无国际条约作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以协助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上述行动更促使斯大林利用与自己意识形态一致的中共军队占据东北以阻挠蒋美势力。于是，美苏关系变动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苏联对国民党表示严重不信任，中共获取了苏联强大的实力支持（东北根据地扩大并扎根）和重要的军事援助（注：详见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同时意味着国民党对苏关系的失败和战后国内均势局面的开始打破。这时，蒋介石又因盲目自大，冒险以内战来争夺东北，最后导致了蒋介石在战后国共军事较量中的迅速失败，使其丧失了驾驭联合政府政治局势的可能。
        1946年底，是蒋介石在中国政治生命中的转折点。是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会议代表共1600人，除青年党、民社党等少量异党人士外，国民党代表占了85%以上。正如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当年所说：“如以一党的政府造成选举的事实，则只能认为是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其他党派及广大人民只在宪法公布以后，始有合法的民主权利，那是一种极不可思议的民主程序。”（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16页，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6月4日。）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全面撕毁了令人瞩目的政协决议，毁灭了战后中国所取得的和平民主成果。随着国大的强行召开和战后中国和平大门的关闭，内战进一步扩大，国民党蒋介石终于走进了战后政治的死胡同：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等15人由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宣布调停失败，随即返美；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国民党当局迫使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回延安；3月初，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代表全部撤回延安，重庆《新华日报》被封闭；此后，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也纷纷与国民党决裂。至此，以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为轴心的联合政府运动划上了句号，终结了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命运。
        蒋介石的错误是历史性的。而导致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对于经历了抗日战争，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他都缺少清醒的认识。与之对应，中国共产党在两党关系破裂后很快战胜了对手，也充分显示了抗日战争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