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史编纂经验在断代史中的成功运用
    除以上两部中国通史外，吕思勉还编撰了《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和《隋唐五代史》(1959年)四部断代史，而且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经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实为史学界一大遗憾。其断代史编纂充分吸收通史编纂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而加以成功运用，而且在编纂之初就有宏伟的规划，即以断代史的形式来完成一部大通史，因而造端宏大，成就斐然。以编纂特点而言，几部断代史颇为相似，兹以《先秦史》和《秦汉史》为主加以分析。
    首先，吸收通史编纂经验以构建周严完备的断代史编纂体例。
    其断代史体裁体例实际上是糅合两部通史的优点而成，即在继承两大板块特点的基础上采用章节体以使体例更加完备。他在编纂断代史时依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纪事形式叙述政治兴衰，下编则分述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只是相较《吕著中国通史》以事和专题立章而章下无节的简略而言，断代史又重新采用了结构灵活而又容量丰富的章节体，因而不仅体例完备，而且内容翔实，从而成为编纂断代史较为完备的体裁体例。同时，他在每部断代史中都设置总论一章，以为全书统领。比如，其《先秦史》总论首言“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的宗旨，继而指出史家多以划分历史时段来阐明史事，虽各有划分之法而皆以周以前为一期，是因为“封建易为郡县，实为史事一大界”[18]1；而且总论之下又设三章言古史材料、民族原始和古史年代，皆有总论性质。《秦汉史》总论言分期问题而《隋唐史》总论则比较隋唐与汉晋之不同。同时，在其文中常见诸如“古代士大夫，亲族之聚居者较多，农民则五口八口之家而已，已见《先秦史》第十一章第二节”等此类指示性方法，由此亦可见其实以通史眼光编纂断代史。这种编纂体例看似简单，实则非常不易，因为断代史和通史的编纂要求不同，它对内容的详尽有更高的要求。以政治发展而言，因可供参考的史料丰富尚较易写成；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编撰则实非易事，因传统史书多偏重政治制度的记载，而于经济状况、社会组织、人民生活等则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需要从细琐繁复、浩瀚无边的古代典籍中钩稽爬梳，梳理其沿革的脉络线索，而从其所列章节条目和论述内容来看，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周匝赅备。其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且征引繁富，扎实不拘，章节编排合理有度，无任性繁简和虚浮矜夸之病，足以显现出其学识的渊博、史识的通达和高超的分析综合、比较鉴别本领。
    其次，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描绘断代时期的社会全貌。
    通史撰写和断代史撰写有不同的编纂要求，虽然二者都要求“通贯”和“详尽”，但显然断代史对“详尽”的要求更高，因而不仅章节设置细密，而且征引广泛，内容充实，考核精详，篇幅繁多，与两部通史的简略迥然而异。比如，他在《秦汉史》中论述秦汉时期政治发展大势时分为“秦代事迹”、“秦汉兴亡”、“汉初事迹”、“汉中叶事迹”、“汉末事迹”、“新室始末”、“后汉之兴”、“后汉盛世”、“后汉衰乱”、“后汉衰亡”、“三国始末”等11章详加论述，且章下所设节最多者达16节，此详略之异仅观目录即判然可明。在反映秦汉社会情状时，不仅设置了“秦汉时社会组织”、“秦汉时社会等级”、“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秦汉时实业”、“秦汉时人民生活”、“秦汉政治制度”、“秦汉学术”、“秦汉宗教”等8章加以论述，而且根据当时社会特点对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秦汉时君臣之义和士大夫风气变迁等加以重点论述，而在秦汉人民生活一章则增添了如宫室、葬埋、交通等内容。其所记载论述的内容，已基本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秦汉时期社会的全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设置章节时已经十分清晰地分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此是其接受并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直观表现。此外，关于有学者指出其《先秦史》未充分应用当时学界的考古成绩问题[19]，这确是其编纂史书中运用史料所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其一贯做法，即以二十四史为主的古代典籍为主要史料来源。之所以如此，与其史料观有密切关系，他在《先秦史》第二章“古史材料”中明确指出：“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古物真伪，若能据科学辨析，自最可信。然其事殊不易……惟有取其发见流传，确有可据者……今世所谓发掘，自无作伪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获太少……藉资参证则可，奉为定论，则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矣。”[18]21此可明其为何不广泛采用考古成果。然而，这不能说明他对当时考古的成果不关注，此观“民族原始”和“古史年代”两章所征引书目可明，不再赘述。
    再次，以通达的史识、深刻的分析和创新的见解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
    史家若仅仅记载、描述一代史实，实未能完成历史编纂的任务，一部编纂成功的史书，应能通过分析和议论赋予历史记载以震撼力。吕思勉正是如此，喜作分析和善发议论是其史书编纂的一大特色，此由前文关于两部通史的叙述即可明白，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的进步，其历史见解也在不断提高。比如，他对历史分期的命名上就有不同于以往的见解，认为“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18]3，因而将断代史分别命名为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较之以前脉络更为清晰、特点更为鲜明，可谓慧眼独具而成一家之言。再如，他指出中国儒术盛行自汉武帝开始，此人人皆能言之，但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其“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20]88。以学术发展大势和时代风气评论武帝对于儒学盛行的功劳，堪称别具一格。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在编纂断代史时经学观念已经逐渐摆脱今文倾向而贯通今古，达到科学的境界。吕思勉成长于今文经学学派文渊之乡常州，又受康梁影响，因而他虽然是新时期接受了科学观念和方法的新史学家，但早期经学观念带有较明显的今文倾向，这是学术转型的时代特点在其身上的反映。他是成长于五四时期的新式学者，受时代精神的洗礼，认为经学必将衰落，但同时认为其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而且指出以各学科方法分治经学将是学术大势所趋，所论甚为精彩：
    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然经为最古之书，求学问至材料于书籍上，其书自仍不能废，则治经一事，仍为今后学者所不能免，特其治之之目的，与前人不同耳。清儒治经之方法，较诸古人，既最精密；则今后之治经，亦仍不能无取于是，特当更益之以今日之科学方法耳。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21]243
    他指出经书不能废的原因在于“材料之存焉，仍以此为大宗，仍不可不细读”[22]，又说“经学专行二千余年，又自有其条理。治史与治经异业，然不通经学之条理者，亦必不能取材于经”[23]，都是强调经典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其今文倾向又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他认为古文经为刘歆伪造，并从社会变革角度分析其所以伪造的历史和社会原因。[21]230-233又说：“自武进庄氏、刘氏，以至最近南海康氏、井研廖氏，则破坏莽、歆所造之古文经，以复孔子学说之旧也。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就今文家言，判决其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焕然大明，此则今之学者之任务也。”[21]235另，1929年，钱穆(吕思勉早年学生)作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刘歆造伪的虚妄性。据钱氏回忆，在作此文之前，曾与吕思勉就经今古文问题通信十余次，“各累数万字，惜未留底，今亦不记其所言之详。惟忆诚之师谨守其乡前辈常州学派今文家之绪论，而余则多方加以质疑问难”[24]。甚至在《古史辨》第七册序中童书业依然称其为“今文学的大师”。当1933年其出版《先秦学术概论》时这种倾向已开始发生转变。比如，相较以前笃信《新学伪经考》而言，此时对康有为所论刘歆造伪及改定六经次序问题认为“殊近深文”、“亦无明据”[25]。到1941年《先秦史》已开始不谈刘歆造伪，而说：“今古文之经，本无甚异同，而说则互异。”[18]7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谈到刘歆造伪时，更是断言“根本无此事实”，对于《新学伪经考》则直言“站在经学的立场上说，则其书实在是无足取的”[26]394-395。此外，关于其经学观念转变，钱钟汉的回忆也是很好的例证[27]，限于篇幅，不再繁列。
    余论：简单的比较
    吕思勉自专意治史以来，以一己之力，数十年如一日撰写史书，一生都在不断进行历史编纂的探索，在通史和断代史领域都取得骄人的成绩，于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贡献巨大，亦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其通史的编纂，具有鲜明的开创性，而且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计划再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只是未能如愿⑤。顾颉刚曾言：“中国通史的写作……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4]77钱穆是吕思勉学生，而《吕著中国通史》和《国史大纲》完成时期较为接近，亦均为通史编纂中最具代表性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兹将二者同异之大要略述于下。⑥
    首先，两书均为大学教材，因而在规模和行文上都力求简练顺畅，但在体裁体例上却大不相同。吕书采用独创的两大板块结合的体裁，其下则以专题和大事形式论述中国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钱书则采用编年体的特殊形式——纲目体，以简练的文字把一些事实概括起来，放在史书突出的地方，称为“纲”，“纲”下则是比较详细的记载和论述，称为“目”。
    其次，在编纂内容上亦有所不同。吕书以单独成册的形式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因而使得这方面内容突出而又具有整体性；钱书则是以时间为序，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三代之部”、“春秋战国之部”、“秦汉之部”、“魏晋南北朝之部”、“隋唐五代之部”、“两宋之部”、“元明之部”和“清代之部”八个时期，在叙述政治大势中夹叙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但又根据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设置纲目，力求“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28]，因而显得较为灵活，但相较起来，钱书究竟偏于政治多些。正如吕氏后来所评价说：“现在的学者中，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象颇有可观；唯觉他太重视了政治方面，而于社会畸轻，规模微嫌狭隘而已。”[26]401
    再次，两书均产生于抗战时期，因而在著述宗旨上都带有民族感情寄托。吕书旨在让国人略知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明瞭现状之所以然而能为前途之预测并指示前进的路径；钱氏则在其引论中明言其书旨在“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28]，可谓异曲同工。故而，两书都具有强烈的贯通意识和系统条理的结构，又都基于再现历史真实的史家责任而均注重史实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