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隋唐宋时代--君权恢复、贵族权削弱的时代
    隋文帝灭陈，结束了南北分裂，再建统一大帝国。君权也随之强化，贵族权衰落。隋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皇权，加强皇帝对百官的控制，加强皇帝对人民百姓的控制。例如：一、开皇十二年，“制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隋唐·高帝纪》）这是加强皇帝对地方的控制。二、开皇十三年二月：“制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五月，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同上）这是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不得有反抗思想，对人对事不得有评论权。三、开皇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同上）禁民间有兵器。四、开皇二十年十二月，“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同上）加强皇帝的绝对权力。五、仁寿元年六月，“诏曰：……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今宜简省。……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同上）愚民政策，向专制上走。
    隋唐时期，皇权发展的同时，也摸索出一条在皇权控制下，君权、贵族权，甚至对平民也适用的互相协调的路，这就是科学制度。科举制度找到了在皇权下贵族权和民权的位置，使君权、贵族权、平民权协调起来。
    钱穆先生对于科学制的历史作用，曾作如下估计：一、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二、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三、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决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四、可以促进全社会之向上。政治权解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五、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国家政权全部公开于民众。六、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于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融铸一体，更为有力。（《国史大纲》405-406页）这段话，对科举制的历史作用的估计基本上是对的，只是认为“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估计得高了些。阶级之存在，是根本消融不了的。但它可以协调社会阶级间的关系。出身贫民的士子，考试得中可以作官变为富贵，冲淡阶级感情，维持阶级平衡。特权阶级永远会有的。但通过考试使非特权阶级进入特权阶级，一些特权阶级也会失掉政治特权和社会财富而堕入社会的贫民阶层，打破了一个僵硬化的特权阶级，科举制不能消融阶级，也不能消灭特权，但它确实起了协调阶级关系的作用，缓冲了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安定。
    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以前，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官制度，是有道理的。从君权方面看，这也是维护君权的最好办法。无怪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述进士上》）
    皇权压倒平民权和贵族权后，自己便慢慢走向专制。中国通史，一般称秦汉时期的中国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国家。这样说实在早了些。秦汉时期，依我看只能说统一的、半集权的（因为郡国还有很大权），还说不上专制主义的。称秦皇、汉武为古代暴君，都比称为专制主义合适些。
    五明清时代--专制主义时代
    朱元璋开始，明清两朝，可以称作专制主义了。所谓专制而又主义，至少应有这几条：一、皇帝一人说了算，二、君臣关系如主奴关系，三、法律严酷，视臣、民如草芥。
    朱元璋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并下诏：“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朱国祯《皇明大训记》谓：“臣下如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卷九）奏请设立宰相，这一点小事竟至凌迟全家处死！太专制了！
    专制主义下，明代的人民已不是历史上的“编户齐民”而是国家的“差户”。汉代的编户齐民，其含意一则是编户都是齐等的，二则朝廷大官之家也都在编户之内，虽宰相之子也要和编户一样服役。明代的编户，则多称为差户，以服役性质不同分为各种户。有“油户、酒户、羊户、牛户、菜户、杂户、医户各种民户”。役户的专业户分得越细，越暴露皇帝的封建地主性和人民吃粮当差的被奴役性。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平民成为皇帝的差户。除去通过科举，平民可以提高社会身份、政治身份，参加到社会的上层官吏行列来外，一般民户一点政治权力也没有了。
    专制主义下，受害最残酷的是士人。专制主义所需要的是人民愚昧，最要打击的是人民有智慧。士人便成为最受打击的对象。《明史·刑法志二》记载：
    乃洪武十八（1385）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源而罪之。”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洲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
    朱元璋对朝臣不如奴隶。常用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廷杖尤为明朝酷刑。廷杖始自朱元璋，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武宗正德三年，刘瑾矫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下朝官三百余人入狱。及谏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五日，晚并系狱，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京官每日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参见《国史大纲》第666-667页）君臣关系如此！皇帝不仅视大臣如草芥，简直鸡狗不如，凌辱之！酷刑之！打杀之！惨无人道。此之谓专制。
    明初，朱元璋惩治贪污极严。严惩贪污是好事，但并不能解决问题。大权既集中皇帝一人之手，皇帝一出问题，全国一出问题，全国政治就会随之失控。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是昏庸不问政事，有数十年不视朝的。大臣看不见皇帝。君臣脱节，政务靠太监传递。宦官权重、骄横跋扈，政治很快腐败。
    清朝政治，和明朝比有诸多不同，但在皇帝专制独裁上，两者大体一样。总括起来说，中国的国家形态，氏族部落时期，和西方一样，有酋长权、贵族权、成员权三权。氏族部落破坏，东西方分道扬镳。在中国则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大体可说是“三权鼎立”。战国开始，君权有超出发展。秦汉时期，一有豪族强宗和君权抗衡，二有五德终始和天命对皇权的抑制。魏晋南北朝，依附关系发展，平民权进一步衰落，但仍有门阀世家和君权相抗。唐宋以后，君权逐步独盛，虽有科举协调君权、贵族权和平民权三者关系，使君权下面仍有人民参政的机会，但只是君权的工具而已。终至君权独盛，出现专制的国家形态。